白先勇：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罗皓菱)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近日，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在南京上演，这部浪漫绮丽的昆剧经典给观众带来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再度掀起了读白先勇文学作品的热潮。

　　李欧梵先生曾用三个梦来概括白先勇的一生：《台北人》的文学梦，《牡丹亭》的青春梦，关于他“父亲”的民国梦。有人说有梦的人常常比较容易幸福，78岁的白先勇身体里藏着的还是那个当年趴在钢琴上，手执一杯曼哈顿，纵酒欢歌的年轻人，讲起话来两眼放光，说到兴起处从沙发上立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盖。说到动情处，他的手指则在腿上轻点，就像在弹奏一首钢琴曲。问起三个梦他更喜欢哪个，白先勇说文学是他的志业。

　　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

　　记者：有评论家说，《台北人》以文学的方式写历史，《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则是直接用历史的方式写历史，您自己有意识到吗？

　　白先勇：文学的作品都是在潜意识完成的，但背后那个历史架构在那里。我在《台北人》的卷首引用了乌衣巷那首诗，有民国的那个东西在那里。

　　记者：您更喜欢哪一种写作呢？

　　白先勇：文学和历史都要紧。文学当然对我来讲是我的志业，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我的《台北人》肯定比《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卖得多，不停地重印，别人对我的印象都从那里来的。但是历史可以反观当作文学的注解，你如果把两本书合在一起看，可能就更了解了，有人说真相大白，当年为什么那样写，原来我心中还有历史的意识。

　　记者：嗯。确实很多人现在都会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来为《国葬》和《梁父吟》当注解。当时写父亲和今天写肯定是不同的？

　　白先勇：几十年前要写历史，还没到那个程度，历史需要在一些人生凝练以后。文学比较直接一点，感性一点，历史比较理性，有根有据。感性还是理性，其实两个我都有，我喜欢看《史记》，看历史、传记这些东西。

　　记者：你曾谈到在“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时候，希望中国能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现在你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吗？

　　白先勇：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累得我啊，脱了九层皮。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再往深层看，我们很多问题出来，都是文化问题。我们文化的传统支离破碎，所以这个不对，那里也不对，21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复兴需要全民的共识，我们都有这个心，我想会成的。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过在创办《现代文学》这本杂志时的背景，有一点对“五四”时期文学腔调的不满，具体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五四”以来，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是很成熟，常常受西方翻译的影响。那个年代的白话文创作的确很多很幼稚的，比如说巴金早期那些，郭沫若早期那些。巴金后来写得好了，《寒夜》就很棒，那个时候白话文有点文艺腔。

　　记者：但您喜欢鲁迅？

　　白先勇：鲁迅厉害了，很老练。他40岁才开始写，而且别忘了，他虽然是反传统的，但他自己古书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创造出自己的文体，还蛮有味道的。《红楼梦》那个传统才是正宗的，还有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传，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现在写小说的人要先看这些，不看这些不行的。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大部头经典，爱看连续剧，但是文字也要紧的，所以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被绑回台大教《红楼梦》。台湾的大学生也不耐烦看《红楼梦》，我说不行，这本天书要看的，从头看到尾。

　　记者：在大陆也是这样，上次做过一个调查，死活读不下去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居首。王蒙先生就很生气，他说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中华民族读书人的耻辱。

　　白先勇：我同意。怎么会这样？我以前讲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现在我要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红楼梦》的，一种是没看过《红楼梦》的。

　　记者：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你都看吗？

　　白先勇：我都看的，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比如韩寒我也看的，再年轻一些的就看不过来了。

　　记者：有您比较喜欢的吗？

　　白先勇：我还是比较喜欢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他们这一批。

　　记者：对于这批作家，似乎现在有一种现实焦虑症，读者也习惯性地批评说现实太精彩了，作家在这个荒诞的现实面前输掉了修辞。

　　白先勇：作家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现实确实变化太快了。这三十年，可能在人类史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赶不上这个变动。以前我们讲记忆，现在写一个城市的东西，过两年就不见了。北京，我来过很多次，好像过几年就是一个新城。

　　这种情况下，作家要自己想办法。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比如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编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年轻人不了解古典文化是因你没让他看到

　　记者：从1980年代起，你就为推广昆剧做起了“义工”，在海内外推崇“昆曲之美”。昆曲最让你痴迷的地方是什么？

　　白先勇：昆曲结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是一种综合的精致的优雅艺术，难度很高。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

　　记者：于是10年前青春版《牡丹亭》就成了你推广昆曲的一个着力点？

　　白先勇：制作昆曲《牡丹亭》，主要是想借一两部经典大戏来训练一批青年演员。昆曲最大的危机就是演员的断层，老一代演员都上年纪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讲究的就是口传心授，一旦断层就接不上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年轻人推上一线。而在观众中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年轻人对古典文化还是很喜欢的，他们不了解古典文化，只是因你没让他看到。

　　记者：我们知道你对昆剧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在把传统跟现代结合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战？

　　白先勇：每个时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个时代观众的共鸣，一定是它合乎当时的审美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一切现代元素都是为表演服务。要跟随时代的审美，但不能将文化遗产完全交给市场。昆曲要是为了迎合观众，越来越往通俗的方向走，就可能丢掉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看过无数失败的例子。

　　记者：你期待昆曲以什么样的状态活在当下？

　　白先勇：我希望昆曲能以一种高雅的姿态回到观众面前。从明朝发展至今，有大量的文人、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投入昆曲创作，昆曲的音乐、表演方式等各方面已达到高度的精美、精致。无论是实景版昆曲，还是厅堂版昆曲，我觉得，很多都是旅游伴宴性质的演出，更偏重于休闲娱乐。我还是想将昆曲还原为高雅艺术，将昆曲本来的艺术面貌呈现给当代观众。

　　记者：昆曲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白先勇：北大的昆曲课程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个课程很贵，一年一百万。我又帮他们找了钱，美国一个基金会。我希望北大能够一直接续下去。以前，俞平伯他们本来就在北大教昆曲，我帮助恢复北大的传统而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设立了一个，内地、港台都有昆曲中心。我希望在校园里头，把昆曲当做一个文化启蒙课程，学生喜欢嘛，又有戏看，又有课听，潜移默化地，5年在北大教了好几百学生出来了。西方谁不学古典音乐、歌剧？我们真的缺少这些。对自己文化，文化复兴，要从教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