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威胁》的精神之美(丁晓原)

　　《极度威胁》 曹岩 马泰泉等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极度威胁》是一部中国医疗检测队援非抗击埃博拉的实录。这一题材已有媒体大量的即时和后续报道，似乎已无更多的新闻性。因此，作者曹岩、马泰泉等不满足于一般浮泛的再报告，而注意用力开掘、凸显新闻背后富有意味的人物与故事。《极度威胁》感动我们的正是新闻之外，深蕴其间的精神之美。

　　“极度威胁”，当然不是作者危言耸听的夸大用词。在非洲暴发的埃博拉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生物灾难之一。埃博拉疫情不只对于非洲的疫区是一种“极度威胁”，对于援非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疗检测队，也是需要直面的现实。埃博拉的“极度威胁”与“中国时刻：埃博拉，我们来了！”之间，形成题材内在的反差和张力，为作品的叙事提供了足够的话语空间和重大意义生成的可能。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样式，其题材先在的价值部分地规定了作品自身的价值。派遣医疗检测队远赴西非防控埃博拉疫情，是我国首次整建制地抽组卫勤力量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助任务。作为一次重大的国家行动和一种特殊的国际使命，它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体现了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极度威胁挺身赴险、救死扶伤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叙事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卓然的职业品格等，奠定了《极度威胁》的价值基础。但是，由客体存在之美转化为作品呈现的精神之美，还需要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功力。

　　曹岩是首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获得者，马泰泉也是创作了多部优秀作品的资深报告文学作家，他们谙熟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规范，注意将题材中富含价值的精神元素，转化为具象的可感的典型的精神之美，使读者借此产生深层次的精神感动。这是《极度威胁》超越一般新闻写作而获得成功的关键。报告文学作为叙事文学样式，人物、情节和环境等是其构成要素，只不过，这些要素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通过虚构想象得来，而要通过作者深入的采访、精心的选择才能获得。阅读《极度威胁》即可发现，作者是以人物为叙写主体的。作者努力再现特殊的现场，真实还原人物的故事，而人物精神就包含在故事的叙说之中了。

　　《极度威胁》所写的人物医疗队长、队员数十人，“以大义担当道义，用生命挽救生命”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写照。但很显然，作者没有面面俱到、流水账般地铺写英勇的集体，而是选择典型个体，具体生动地展示团队的工作和精神品格。田成刚是作品详写的人物，这位检测队的后勤组长接到要他赴非的电话时，“他坐在赴八宝山的车里，一手抱着刚刚离去的孩子，一手接通领导打来的电话”。当领导了解到田成刚孩子刚夭折的实情，决定不再让他执行任务时，田成刚走进领导的办公室，诚恳地说：“我爱人同意我去，就让我去吧。”朴实的言语、敬业的工作，尽显中国医务工作者实实在在的大爱。这样的叙事，写实写活了大国“大医”的博大精神和人道情怀，人物的精神形象鲜活地立于我们面前。

　　要使人物能够真实鲜明地跃然纸上，走进读者的心扉，作者必须选用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细节。作品对医疗队秦玉玲的叙写正是这样。医疗队规定，医护人员进病区至少要两人同行，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但当秦玉玲看到病区第一例病人呕血，非方保洁员不敢清理时，她不顾血液感染性最强的危险，“腾地一下跳了起来，穿上防护服就冲进去了”，“清理，覆盖，消毒……一举一动不慌不忘，一丝不苟”。这样的细节叙写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人物可贵的忘我尽责的职业精神。与秦玉玲这个多少有点悲怆意味的故事不同，刘丽英拥抱身染埃博拉病毒的小姑娘的情节让人感受到爱的温暖。9岁的雅尤玛与妈妈都感染了埃博拉，妈妈不治而亡。刘丽英给雅尤玛喂药，她不肯吃，刘丽英很着急，“一时间情不自禁就俯过身去把雅尤玛拥在怀里”，懂事的雅尤玛不再任性，“勇敢地把药吃了下去”。这里写出的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是人间至美的母性之爱。《极度威胁》正是以这样生动感人的叙写，再现、讴歌了中国医务工作者本真的精神之美、人性之美，充满了感人肺腑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