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草婴先生二三事(孟庆枢)

　　不久前在京参加一个关于苏联战争文学的学术会议，这是一场老中青研究者欢聚一堂、“群贤毕至”的盛会。在交谈中大家关注没有光临的几位老前辈，也说到草婴先生。了解情况的一位学者说，他年事已高，近年身体不好，大家颇为怀念。然而就在第二天，突然从电视里播出讣告：我国著名翻译家草婴因病逝世，享年93岁。噩耗让人唏嘘，怀念与追思油然而生。关于草婴先生的二三事涌上心头。

　　那是改革开放不久的上世纪80年代初，草婴先生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路经长春，住在春宜宾馆。几位搞俄苏文学的同志相约去看望他，我还没有见过草婴先生，便欣然前往。当时他在俄苏文学翻译界久负盛名。肖洛霍夫的名篇《一个人的遭遇》是他最早翻译介绍到我国的。肖洛霍夫小说的震撼力加上草婴先生的传神之笔，这篇几近家喻户晓的小说早已使我们和草婴先生拉近了距离。那一天草婴先生精气神俱佳。落座不久话题就转到《一个人的遭遇》上。大家不由地回忆起这篇作品在我国的“遭遇”。曾几何时它被当做修正主义作品的代表作严加批判。在座的几个人纷纷说起自己的经历。此时，儒雅的草婴先生显得很激动，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笑着说：“那我就对不起大家啦，不过我的遭遇是首当其冲。‘文革’期间，在上海的最繁华的淮海路贴了大字报，那是吓死人的标语———‘三夫一草都是修正主义！’把我和赫鲁晓夫、肖洛霍夫、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里的主人公)并列，诚惶诚恐。”他和大家都不由得笑了起来。记得有人问了他被批斗的情景，他一笑了之。

　　当时我挨着草婴先生坐。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先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这时他居然脱口说：“你在翻译苏联科幻小说吧？”对于他的了解，我颇感吃惊。我接着讲了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当时在高校对于科幻作品不被重视，甚至被看成旁门左道。在金涛同志(他当时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倡议下，得到著名翻译家韩志洁教授等诸位的大力支持，1980年在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苏联科幻小说选《在我消失掉的世界里》。虽然反响很好，但是，我听到的是“这些东西怎么算成果呀？”(意思是在提职时没什么用呀。)当时还是讲师的我颇感不安。记得草婴先生谈及这本选集后说：“苏联优秀科幻值得介绍、研究，做下去，你还可以抓其他的东西嘛。”在这之前，1979年在哈尔滨召开的首届苏联当代文学研讨会上，戈宝权先生也是这么鼓励我的。我深深感到这都是有远见的长者的金玉良言，心存感激，为此始终记在心间。接着又和几位同仁完成了苏联科幻大师别里亚耶夫的科幻作品的全译。想想迄今出版的150万字左右的俄苏文学作品译文，有一半是科幻作品和科幻研究文字，说这些也与草婴先生当年的鼓励分不开，这是发自肺腑的。

　　接着谈到了世界文豪托尔斯泰。草婴先生公开了自己要把托翁全集全部译出的计划，大家都以敬仰的目光注视着他。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坛处于高山仰止的地位，他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在我国很多译作从民国时期就不断出版，依靠个人之力完成这一壮举，不啻登一次学术的珠穆朗玛。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这一伟业的进展。记得从这次会面以后，我们曾经多次书信往来，向草婴先生请教的问题总是会得到热心的回答，其中也有先生通报他的托翁全集翻译的进展情况。(可惜这些信件装在一个纸箱当中，与很多书籍杂志存在屋里，妻子怪我霸占居住空间，让我把几个箱子挪到走廊，我当然无理，于是照办。结果被拾荒者掏空，过好多天才发现，不知这些东西是否落在有心人手中？)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陆续接到先生馈赠的签名译作，《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当时我正在给本科生讲外国文学课，他的译本进入了课堂，帮助我们的教学进一步提高。诚如所知，呕心沥血20年，这一工程在10年之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景。我有时翻开草婴先生送给我旳译作，感受到的不仅是托翁作品的魅力，还有译者的强韧精神。阅读本身就是多重的接受。记得他在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时说过：“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宽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得累。”他用整整20年的心血，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惊人的毅力，架起了这座通向托翁、通向俄罗斯人民心灵、中俄文化交流之桥。从学术角度我们可以见仁见智来评论译作，但是这种精神已经镌刻在读者心头。对于草婴先生的成就评论者多矣，我国外国文学界老朋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俄国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说：“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了。”此言信矣。在浮躁的社会里也有人认为这是傻事。这话的急功近利不必赘言。我想到世界上很多纪念碑，当人们仰望它的时刻，它无言地给你注入心田的是正能量。人的伟大在于有追求，有理想。我想草婴先生的“傻事”的意义即在于此。

　　草婴先生也是一位坦诚的长者。从那次长春见面后又有了书信往来，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密切了。我总觉得是单方的受益者，在书信里诚恳地问他，我希望帮他做一点什么。他知道我在长白山区有很多朋友，对于东北林区的事也还了解得多些，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可以帮他买点人参。改革开放不久物流还差得很，那时的土特产品往往都要到当地购买才行。这对于我来说是举手之劳，我托在长白山人参最好的产地的朋友很快办好。当然，买的是鲜参，不能马上邮寄，要刷洗晾干，我和妻子做些劳作也乐在其中。(副产品是洗参的水对于皮肤有极好的保养作用，这是未曾想到的。)我和草婴先生商定：参价实报实销。但是每次他都要多寄一些。每年春节前他还寄来一盒“大白兔”奶糖，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礼品，尤其对于我的孩子，他们大了时，还骄傲地说是草婴爷爷给他们的“大白兔”。至今还保留一个“大白兔”铁盒，作为永久的纪念。这事做过几次，物流改变了，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我想，怀念逝去的师长应该驱赶悲伤，让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成为永驻心间的阳光。草婴先生在天之灵会同意我的话的。

　　(作者系东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