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究有助于世道人心(梁鸿鹰)

　　梁鸿鹰，笔名文羽，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

　　出版文学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译作《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导论》、历史文化专著《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英国长篇小说《致命的冒险》等多部。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是文学唤醒我们注意人类生活的准则，平息大火，抑制邪恶。”是的，在文学的诸多作用中，传达价值、标定底线、引领风尚、滋润心田，大概是她最了不起的几个长处吧。英国作家王尔德就说过：“文学总是预示生活。它不是模拟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作家都发自内心地呼唤美好生活。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有宜人的公序良俗，希望人心向善向美，对此，文学向来不推辞自己的职责，伟大的文学，就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善意的声响，希望能够关乎人的心灵成长，关乎人的精神成熟，在文学构建的那些个世界里，之所以不少人相信能够找到心灵安顿的地方，找到精神的绿色栖息地，也在于伟大的文学总是把描绘的真实社会生活画卷呈现出来，从而颂扬美好境界、激发品德养成。

　　1 中国人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这个“道”，说到底就是世道人心之理

　　我们常常为自己能够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和不容易了解的生活而感到一种欣欣然的满足感，因为文学映照了社会，把每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治理体系、运作方式如何等，通过形象化的描写反映出来，使我们易于和乐于在文学中找到社会生活变化、问题、趋向的那些蛛丝马迹。比如，人们通过《红楼梦》看到了封建贵族生活由盛到衰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人从白居易的《琵琶行》窥得了唐朝官员业余生活之一斑，那水边的夜宴、那琵琶女的伴宴，难道不是当时风气的一个侧面反映吗？再比如，文学几乎可以见证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大到国家疆界的勘定、条约的谈判，小到普通人的婚丧嫁娶、风俗年节，无不包罗万象，但人们看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却不单纯是为了看文学记录下的生活。虽然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人写人的生存状态是如此引人入胜、富于生机、细致入微，但人们深受震撼的，是文学世界所蕴涵的世道人心之理。

　　中国人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这个“道”，说到底就是世道人心之理，就是有益于人类的思想价值、精神理念等。人们相信，只要你强调，进而坚守这些能够让世界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方法、途径及信念，世道就一定会好，人心就一定会归仁。

　　大家也都清楚，文学并不能直截了当地经世致用，如果谁指望让文学去改天换地、提升GDP，那肯定是痴人说梦，同样，人们知道文学的任务也不是治理雾霾，或者帮人中彩票，甚至，按照一位年轻作家在几年前的说法，文学连“中国式过马路”也管不了。但文学并不会失去价值，因为文学能够载“道”，而且这个“道”，说得夸张些，与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美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更看重。

　　2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要想建成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该做什么，以及我们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文学的说服力

　　在2015年，文学界、社会上有一部很受关注的作品，那就是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这部小说无疑是一部反腐倡廉的上好佳作，是呼唤社会风清气正、正能量的有分量之作，是彰显正义与邪恶斗争精神的黄钟大吕，主人公与恶势力的抗争，全社会对公序良俗的渴求，成为作品当中极为鲜明的旋律。同时，不少人会认为小说写的也是一个不太可能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当个大官就是最大的成功，但《曲终人在》里的主人公欧阳万彤在省长的位子上却要辞职，一点儿都不想干了。理由很简单，他觉得做个有良心的、符合自己意愿的官太难，不如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他的职没有辞成。他退休、猝然去世之后，遗孀邀请作家为他写部传记，于是，作家采访了26位与省长有密切关系的人，27篇采访札记或长或短、或褒或贬，从不同侧面完整刻画了这个辞职而不得、最终逝去的省长形象。大家看到，以欧阳万彤的努力、无奈、挣扎所构成的小说主干，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勤勉、敬业、刚直，当然也是很有能力的省长形象。他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干上来，他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做好工作、造福一方百姓，这对于一个处于省长高位的人来说，本来是一个并不很高的目标，但他却发现，随着工作的推进，随着干事愿望的越发强烈，遇到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是想做好就越是阻力巨大，想做一个好官、清官的理想日益遥不可及。于是他想辞职，他想躲开，但一个省长“平白无故”辞职也是不可以的，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可见，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每个读者所强烈地感受到的，恰恰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可怕的是，欧阳万彤面对的不仅是与贪官、与官场腐败势力最直接也是最尖锐的冲突，而且他感到自己深受一种沿袭已久的文化力量的束缚，那就是在中国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的“官本位”思想间接但却坚韧的束缚。在作者看来，官员的素质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视，因为“一个人与他所处的世界是相互影响的。官员的精神素质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和百姓的追求；官员又来自民间，民间的精神取向其实也会影响到官员的追求。因此，这些普通人的想法值得关注。”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假若有一天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你，你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也就是说，社会是否能够风清气正，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如果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素不祛除，如果每个人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风清气正有关系，那么，欧阳万彤这样的好官再有理想，再有能力、有勇气，也难以避免走向挫折和失败的命运。小说所构建的世界让大家反思——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要想建成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该做什么，以及我们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文学的说服力。

　　3 文学最撞击人的心灵，最能揭示万物的本质

　　在2015年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及“93阅兵”，极大张扬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全民族得到了一次再次反思自己、反省过去、重新畅想未来的绝好时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头一次取得的抵御外侮的彻底胜利，抗战胜利日，是世界华人永远铭记的日子。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换来的胜利，从来都是文学书写的重要源泉。抗战文学为民族记忆的累积丰厚了储备，为民族精神的铸造增添了武库。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强烈意识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鉴往，则无以面对当下，不反思自我，同样无以开辟未来。而随着这场战争的远去，人们从战争亲历者那里了解历史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文学作品、艺术创作中了解历史，从而在当代、未来中汲取力量的可能越来越大。王树增的三卷本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的创作，历时6年完成，作品把抗战置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宏阔背景上加以审视，汇集史料之巨富叹为观止，笔触之细致如涓涓细流，作品以大量让人震惊的历史事实，集中反映了全民族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伟大贡献，同时催人反思反省。作品告诉人们，在战争远去的今天，要认真地想一想，在我们的国民性当中，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反思的？当年面对这样一场战争，我们只能拼死抗争，我们在物质准备上的不足是显然的，要不日本人怎么会扬言三个月结束战争呢？同样，我们在精神上、文化上的准备，也是不足的。今后我们如果再度面临这样的战争，我们会准备好吗？我们的世道人心是否能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爆发？恰恰在这里，文学发挥的作用是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无法取代的，因为她最撞击人的心灵，最能揭示万物的本质。

　　4 在文学伟大的世界里，哪怕是对黑暗、对失败的描述，也往往带来光明、胜利的烛照

　　智利诗人聂鲁达说过：“我活到一定岁数，诗就来找我了”，事实上，可能每个人内心都沉睡着一位诗人，一个向往描绘世界美好，期盼人心向善的诗人。人的天性是对一切事物的丰富、美好都有所期待，在文学伟大的世界里，哪怕是对黑暗、对失败的描述，也往往带来光明、胜利的烛照。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并没有正面写抗日战场，而是以北平市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他熟悉的生活。他写到了北京一个小胡同里在日本铁蹄下死去的19个人物，这19个人中，有6个是反面角色，如汉奸、特务和狗腿子，干尽了坏事，死得罪有应得。其余13位，绝大部分是被日本人用各种办法残暴地迫害致死。作品通过这些人的命运，控诉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血腥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告诉我们，普通中国民众由完全无知到民族觉醒走过了何等漫长而沉重的路。舒乙先生说，《四世同堂》告诉人们，抗日战争终于把中国人，把北京人，打明白了，让他们看明白了自己，也看明白了世界，让人们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明。这是个极大的使命”。而这些结论，完全是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达成的。这也正是文学所能散发的光芒。(梁鸿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