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积累到了，方成大家

张 鹏 文/图

　　20多年前，我曾经听过方汉奇先生的课。

　　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建系60周年，我有机会拜访这位师长，有幸再次聆听他单独给我上的一堂课。在他身上，有老学人的淡泊与执著，也有新闻人的敏锐与时尚。

　　用望远镜“巡视”书房阵地

　　方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身高不足1.6米，但双眼有神，动作敏捷，气场强大，满头银丝耀眼，完全不像九旬老人。

　　走进方先生的家，眼睛立刻被四壁书柜所吸引。我目测估计方先生藏书起码过万册，先生神秘一笑，眼神中的潜台词是：“不止。”他像孩子炫耀宝藏一样，抽出书架上的一本书，里面居然还有一层书。原来，这些书柜是他亲自设计定制的，其秘密在于书柜的深度，每一层都可以里外“藏”两层书。

　　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为了看清最高处的书，方先生特地购置了望远镜和梯子。一名学生曾经这样描述：“就像战场上一位出色的将军调遣千军万马，但见他站在书房中间，双手高举望远镜，准确地向高高的书架上望了一眼，然后搬来一架梯子，噔噔噔爬上去，转眼便取下书。”

　　方先生一辈子读书成瘾，藏书成癖。“小时候因为一直打仗，没能好好读书，一边逃难，一边转学，小学和中学一共转了14所学校，知识基础没有打好。”他总是遗憾当初没能考取北大等名校。上世纪50年代初来到北大工作，他终于有了专心读书的机会，竟创下了5年读完2000多本书的纪录。即使在“文革”中下放江西干校最艰难的时期，他也不忘带着宝贝似的5个大书箱。据说，当时他能头顶着大书箱毫不费力地爬上农民的阁楼。

　　10万张卡片织出立体知识网

　　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他讲过的课。

　　一次，方汉奇先生讲梁启超“开政论冗长之坏风”，说蒋百里写了一部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请梁启超作序，结果梁启超“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把一篇序竟写了5万字，蒋百里很为难，只好劝梁启超另出一本《清代学术概论》，自己反过来为这本书作了序。

　　讲到此处，教室里笑声不止，方先生却一脸严肃接着“八卦”，这个蒋百里后来因故自杀，未遂住院，竟因祸得福，与护理他的日本护士恋爱了，他们婚后生有一女，此女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满座一片“哦——”

　　所有的段子，方先生都似信手拈来，史料在他的脑子里似乎早就穿成串，拎出一个点，围绕着这个点的典故、人物，彼此的关系，大小事件，全都清楚明白。一名学生整理笔记时发现，6次课方先生提及和办报有关的人物竟多达上百个，每个人的生平、轶事、性格、趣闻都有血有肉，让人一下就能记住。

　　方先生把讲课比喻成打仗。他说：“做学问如果没有纵深储备，就如同单线防御，一点突破，全线崩溃。有了纵深，你在课堂上戳着，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忘了一个还有别的。50多年前听曹聚仁先生的新闻采访课，让我终生受益的就是学到了用卡片来积累资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做的卡片，已经超过了10万张。”

　　这些资料卡，让方先生的记忆成了一张立体的网。“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你的这张网大且厚，自然产生的联想和提示会让你接受新信息相对容易；如果你的网又薄又小，基础不够厚重，那记忆就比较困难。”他说。

　　坐了50年冷板凳，成了名师

　　业界评价：“新闻史是新闻学院较冷的一门。方先生一坐50多年冷板凳，却成了人大新闻学院学术地位最高的老师，他的弟子们形成了全国新闻学界最为壮观的学术家族，颇耐人寻味。”

　　方汉奇对报纸的兴趣始于少年，高中一年就收集报纸200多种。那时候，他心中的偶像是范长江那样的战地记者，所以大学报考的都是新闻系。

　　1950年大学毕业之后，方汉奇阴差阳错来到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那时我单身一个人，就住在图书馆里，每天晚上就是读旧报。”他读完了78年的全部2.7万份《申报》，即使是专门研究《申报》的学者，也没人能做到这一点。

　　短短一两年，这个沉默的年轻人脱颖而出，受邀到圣约翰大学讲新闻史专题。

　　当时上海新闻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不少工作人员是解放前《申报》《新闻报》的著名老报人。“因为屁股坐得住”，方汉奇被不止一位老报人相中。岳父黄先生先下手为强，果断请一位女同事给他介绍自家女儿，成就了一段跨越60多年的钻石婚姻。

　　1953年，方汉奇受邀到北大新闻系任教，开始“安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搭建中国新闻史的框架。当时，全国研究新闻史的人算上他就两个。

　　然而世事不如人愿。3年牛棚，3年干校，方先生笑称自己被改造得“身强体健”：“扫厕所、修下水道、修土方、打石头，都干过。”方先生至今还能自己做饭，也得益于在干校做过厨子，“给400多人做饭，用大铁锹在锅里炒菜。我手艺好，每次打饭就我那队排得最长！”

　　人大1978年复校，方汉奇用短短两年时间写出了《中国近代报刊史》，成为中国新闻史的权威著作，被各大新闻院校选为教材。此后，一本本的专著相继问世，不断刷新学科高度。

　　玩微博玩微信，活到老学到老

　　方先生如今仍满负荷工作：每年招一个博士生，每天读十几份报纸，关注网络信息，晚上12点之后才睡。“要做先生，就得不断学习新的东西。”

　　在学生们眼里，方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潮人，他是人大老教授里最早使用电脑的人，他电脑上同时开着QQ和MSN，还用个人网站和弟子们交流。

　　后来有了微博，他立刻对这个好玩的东西发生了兴趣，从2010年11月到2014年7月以一张和弟子的合影作为终结，他共发过300多条微博，粉丝最高时超过175万人。方老师笑曰：“尝过梨子的味道就可以了，这是我对新媒体的一个实践。”

　　不过，他淡出微博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开始玩微信了，“微博是信息的付出，而微信是得到”。他给自己微信起名为“COCO”，这是儿子家一条宠物狗的名字。对他而言，生命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生活中永远有新鲜的东西引起他的好奇和关注。

　　“你们做记者，更要不断学习，做功课，就像滚雪球，把小雪球滚成大雪球。积累到了，方成大家。”方老说。

　　链接：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普宁。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代表作有《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等，并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