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对文学的反哺(邹贤尧)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一直受着文学的滋养。文学提供给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和源源不断的人才，并不断提升其品格。电影从发明之初，到高度发达的今天，从商业电影到艺术电影，从胶片电影到数字电影到微电影，都不曾停止过以文学为蓝本，包括对畅销的通俗小说、经典名著和网络小说的改编。尽管电影试图克服文学对它的“影响的焦虑”，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但它仍然从文学那里受惠良多。当然，这并不表明电影只是简单地依附文学，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优势，自有文学无法比拟的艺术效果，而且随着大众文化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影越来越显示出超过文学的强大的影响力。因此，电影给文学带来很大的反作用，这有其负面性，比如它影响到一些作家把小说写得越来越像剧本，没有充分的展开，没有深入的刻画，多是干巴巴的对话，成了所谓的“影视同期书”。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又并非都是负面的，电影对文学有回报和反哺。电影也在向文学“还债”。

　　一是改编电影对文学原著的反哺。通过电影改编，对文学原著的宣传及传播有着巨大功效，为文学经典的再造提供丰富的可能性，促进一度边缘化的文学再度走红。具体来说，借助电影改编，传统经典，得以延伸与扩散，比如《西游记》固然是广为人知的古典名著，但《大话西游》对它的全新演绎促其再放异彩；借了改编，被淹没的作品得到开发，被唤起与照亮，比如清末民初的王度庐及其小说《卧虎藏龙》，被人所遗忘，知者甚少，李安的同名改编电影，将之从历史深处召唤出来；即如张恨水，也因五四新文学对其贬抑而长久被淹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影视改编而掀起“张恨水热”；电影改编对一般性的文学作品予以提炼、点染与提升。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小花》，淡化了原小说《桐柏英雄》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原小说的人性化内涵，原小说虽也在当时引起轰动，但电影《小花》更提升了其艺术品质。电影受惠于文学而又反哺文学，形成良性的互惠与助推，这在第五代导演与先锋派作家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张艺谋的电影大都改编自莫言等人的小说，但张艺谋改编电影的成功也带动了莫言、刘恒、苏童、余华等人在文学圈之外的走红。可以说，电影《红高粱》在西方电影节的获奖，直接推动了莫言作品在西方被大量翻译并引起关注，为他获得诺奖不无助益，这反过来给有些疲软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支强心剂。

　　二是电影化思维、电影化技巧对具体的文学创作的反哺。电影化思维引入文学创作后，拓宽了文学的艺术空间。乔伊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穆时英、王小波、李碧华、王朔、海岩等诸多的中外作家，都在小说创作中充分调动各种电影元素，运用电影画面造型的光、影、声、色来创造典型环境、表现人物心理、描写人物言行、塑造人物形象，展开生动丰富的“电影化的文学想象”。对电影表现技巧的借用，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特别是以电影的蒙太奇思维，以交叉剪接、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叠印等电影化技巧，广泛地介入文学文本的生产之中。而一些电影的结构方式也纷纷被小说家所效法，丰富了文学的结构形态。如《不可撤销》《记忆碎片》《薄荷糖》等的全逆式结构，《盲打误撞》《罗拉快跑》等的发散式块状结构等，被许多作家成功地移用到小说中，带来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邹贤尧，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