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真实书写曲折而“典型”的人生(刘绪源)

束沛德

　　在各种关于“典型”的论述中，我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的一段话。当年钱谷融先生在讨论“文学是人学”时曾特地拈出过：

　　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见《译文》杂志1956年1月号，第154页)

　　这里点出了能否成为文学典型的要害，是“具体”。既是最具体的个人，又须处于某一具体的时代。概念化、贴标签的人物都是抽象而不具体的，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其原因也在于那只是“幸福”的图解而非具体真实的人生。

　　按照这样的标准，读束沛德先生《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版)，我竟有了一种读传记甚至读小说的感觉。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我们熟悉的时代，束沛德的曲折的人生，其实是很“典型”的。即使本书只是他几十年来有关文章的结集。我试着从中勾勒出“这个”人物的轨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是复旦新闻系的大学生，是充满热情的文学青年。他给唐弢先生主持的《文汇报》副刊投稿，深得唐弢赏识。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但被分配到了北京的“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文协还在草创阶段，在中宣部任职的作家严文井代理文协秘书长，带着两个年轻的秘书上任，束即其中之一。所以，他其实也是最初的作协筹办者。他的另一身份是周扬的秘书，要替周扬起草文稿。建国初的文学青年对周扬这样的大理论家的崇拜，那是可想而知的。他还担任了作协党组的记录。那时的他，心是火热的，工作是神圣的，日子是灿烂的。他正与分配到新疆的中学同学谈恋爱，爱情也是神圣的，所以他提出要支援新疆。严文井不放，叫他安心工作，一边设法调人，不久真的将那位女生调到了北京，他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他得到了周扬的指导，起草的报告也获得好评。正当前程似锦的时候，他犯错误了。那是在批胡风的前夕，他无意中将批判的步骤告诉了同宿舍的严望，严望又告诉了与胡风有关的人。当时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斗争会如此惨烈，严望成了胡风分子，束也受到批判，被视为“胡风的坐探”。他只给周扬当了50天秘书，从此就抬不起头来。幸好，后来查明与胡风没有组织联系，他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很快又到“反右”前夕，大鸣大放期间，他一度失去的年轻人的朝气又恢复了，单枪匹马闯东北，跑了沈阳、哈尔滨等九个城市，访问了六十多位作家、学者，除完成收集材料、编写简报的任务外，还额外地为《文艺报》写了两篇五六千字的长通讯，其中一篇已发，另一篇因形势骤变未问世。(已发的那篇《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 是对老作家汪馥泉、废名、蒋锡金的访谈，这三位都颇具影响而较少露面，所谈内容扎实真切，读来很觉震撼。可见，作者如当真以记者为业，将一定会有大成就；但在运动不断的年头，也很有可能跌大跟斗。)因年少气盛，在单位的鸣放会上，他也没少发言，如对恩师严文井就提了“不学有术”的意见(“不学”指没时间读书，“有术”指有能力而非指权术)，这很伤了严的心，到晚年还曾借机提起。但严文井文学水平的真正体现是在新时期，到这时人们才发现他是一个思想非常超前的批评家，在作协系统很少有哪位领导能与比肩，束也才知道严是如何长期勤奋读书与思考的，这是后话。幸而，束没有为当时的“丁陈反党集团”说话，也没为自己反胡风时的处分翻案，再加当时作协所划右派已太多，他才没戴帽子，只划为严重右倾。以后他下放河北劳动，又调到河北省宣传部文艺处，成为宣传部领导远千里信用的笔杆子，成了专门起草报告、社论的“文件作家”。远千里曾是优秀诗人(有《三唱集》等面世)，孙犁“文革”后复出，写过忆郭小川、侯金镜、赵树理等人的散文名篇，第一篇却是《远的怀念》，就是回忆老战友远千里的。他称远是一位快乐、聪明、干练的人，“他在青年时是一名电工，我想如果他一直爬在高高的电线竿上，也许还在愉快勤奋地操作吧”。但束所认识的远千里，已是疾病缠身，少有诗味，每日为工作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所苦的老干部。“文革”来临，远即被迫害至死。束也因是远的红人，加上胡风问题和曾是周扬的秘书，而备受冲击。直到动乱结束，他才终于回到中国作协，后被提拔为书记处书记，主要还是从事文件起草等工作。不料一场风波卷来，他和同时提拔的几位书记处成员都受到冲击。这时，老领导严文井的话是感人肺腑的，严为他作了最坏的设想：“不要有任何个人得失的考虑，把曾当过作协书记呀、不满60岁就不能工作呀等等这一些想法都彻底扔掉。根据自己的条件，订一个计划，读一点书，选一两个题目，研究一些问题，使精神有所寄托。不要急于拿出成果，一点一滴地积累。要尽可能保持心态平衡，精神愉悦，多到户外活动活动。”这些看似平常的话，体现了真心的体贴，方方面面都为束考虑到了，确是无微不至！再后来，风波过去，束以作协书记职位至退休，又在严文井的推荐下担任了“儿委会”主任(原主任是严本人)，为中国儿童文学做了很多工作。他本来可以成为名记者(有《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为证)；也可成为优秀的批评家(1957年束曾在 《文艺报》 发表 《情趣从何而来———谈柯岩的儿童诗》，可谓才华横溢、充满创见，但晚年编文集，感叹自己说来说去总是这一篇。纵观束的文章，要从中找出同样水准的另一篇，当真不易)。结果，在政治风浪的颠簸中，他成了一名重要的“文件作家”。退休时，得一评语：“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他已干大半辈子了，闻此言，似也心满意足。这样的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具体交织，颇具“典型”的意义与意味。至少在我，读来内心很不平静，引起几多思考，几多回味，几多慨叹……

　　束先生的这本集子，除了可作小说或传记读，还有两点非常突出，不可不提：其一是真情实感之动人，其二是不容忽略的史料价值。

　　书中写到很多名家，多为束的领导，他们间的情感很动人。比如菡子，那是束在学生时代就很迷的散文家，她调到作协创委会成为束顶头上司时，他正因“胡风问题”而灰溜溜，菡子并不疏远或歧视，却以老大姐身份主动接近和关心，多次与他倾心长谈。在处分结论下来时，见其中有“留党察看一年”，便建议他写报告要求减轻处分。她仔细看了他写好的报告，又多处动笔修改，至今束还保留着有菡子秀丽笔迹的底稿。她在其中加了“在沉痛中，也感到与党接近的轻松和愉快”等充满散文家色彩的句子；还补了一句：“现在离揭发我错误的日子已将近一年零四个月，离我比较彻底地承认错误的时间也已有一年多。”———这话对后来减轻处分极有利。按理说这是不合组织原则的，但作为“具体的个人”，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些细节委实感人。严文井对束的师谊是最深的，在拜访晚年的严文井时，严在别人称他“老束”时瞪圆了眼睛，因在严的心里，他永远是“小束”。毕生洒脱的严又对一件小事耿耿于怀：束在一篇回忆作协的文章中写到好多人，其中没有严！束一再解释，肯定写了，一开头就写了严领他进作协，但严连连摇头：“就是没有！”后来束猜测，可能严读到的是哪个报纸的删节版。严在这种地方体现的孩子气，正是一个智者内心情感的流露———他对束关爱之深，几乎已视同己出。这一对人物关系，在束的回忆中，是最为小说化的。束之为文平实诚恳，文如其人，对过往人事总能认真反思，从不文过饰非，这也是此书感人的地方。1959年，河北文坛对女作家刘真有过一场很没道理的批判，束也参与其间，他在四十多年后写了《我也当过“炮手”》一文，表示忏悔。对于自己对丁玲、黄秋耘的批判，他也都一一写明，深表羞惭。而对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公，则能平静待之，并不深究，这都体现了人的修养和胸怀。

　　本书写了周扬、巴金、邵荃麟、张光年、严文井、沙汀、郭小川、李季、菡子、冯牧、葛洛、唐达成等重要人物，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很多误传的史事有匡正作用。比如，坊间一直传说周扬在复出之后没有对丁玲说一句“对不起”，造成了文坛的长期对立；书中《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一个记录者眼中的周扬》一文，就有周扬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发言的记录，其中两段是：

　　……我过去犯的错误很多，搞错了很多人。一是丁陈反党集团，一是丁玲右派，作协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已向中宣部写了平反报告。我是有责任的，有错误的，是搞错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向丁玲、陈企霞同志道歉。并不是说丁玲的观点不可以批评、争论，但应当在党内批评、争论。陈企霞这个同志敢讲话，和我顶撞过，这是他好的一面。

　　关于写有关丁、陈的报告，可以说一下，没有搞什么小报告，都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当然我们有责任，反映的情况不全面。你要批评我，我也可以说是有来头的，都是经过主席的，但我们确实有责任，定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不确实、不客观，虽然我们没有造谣，但看法不对，有一种“左”的思想情绪。1956年已感到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要平反，但后来来了一个反右派。现在看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搞错了。除了向丁玲、陈企霞道歉外，还应当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艾青、陈涌、冯雪峰同志，根本不应该说他们是右派。还有秦兆阳、罗烽、白朗同志，在这里，向这些同志道歉。

　　可见，周扬对丁玲，可以说是作了公开的、反复的道歉，“唯独不对丁玲道歉”的说法有误。书中对第四次作代会前后经过等记录，也都极具价值。作协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曾有张僖先生的《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提供了有关作协前期和作协上层的大量史料，堪称弥足珍贵；但书中明显的错误也不少(如将邵荃麟夫人葛琴误记为田间的妻子)。可能张僖写作时年事过高，记忆已渐模糊。而束沛德此书记忆清晰，资料翔实，更为可靠。虽可读性不若张僖，掌握材料的范围也有局限，但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