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读书困惑始(解玺璋)

　　人活到六十岁，对自己以及身外之物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似乎也到了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人生阶段。孔子有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然从“知天命”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已渐趋成熟，难道还会有什么“困惑”吗？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仅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而困惑，正是我读书的原动力。对我而言，可以说“人生读书困惑始”。为了解惑，只有读书。有时候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读书，就是聆听老师的 传道、授业和解惑。说到困惑，在我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心冲突，这种冲突还是梁启超引起的，虽然书已出版很久，但这种冲突在我心里并没有结束，有时还表现得相 当激烈。从理智上，我能接受梁氏对革命的看法，毕竟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过一次“告别革命”的讨论，而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革命”有所怀疑大约就 始于那时候。但在情感上还是觉得，被压迫者最终只能通过革命获得解放。“告别革命”之后，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呢？

　　因此，围绕这个大题目，一直是我这几年读书的重中之重，今年则显得更加突出。最早看到的是《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美]苏 珊·邓恩著，杨小刚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出版)和《卢梭与美德共和国：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语言》([美]卡罗尔·布拉姆著，启蒙编译所译，商务印 书馆2015年1月出版)。前者用阳光和闪电比喻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谓阳光，形容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形象比喻，爆 发于黑暗，又迅速地归于黑暗。这两次革命都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读《姊妹革命》一书，思绪就很难止 于对两次革命的总结和比较，而不得不进而思考中国的革命和未来，特别是在当下这个面临重新选择的历史关头。书中关于法国革命的记述，犹如一面镜子，提供了 重新认识革命本性的镜像；而关于美国革命的记述，更有助于修正中国革命者对革命想像中的误读、误判和误解。与法国大革命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 的另一表征，即把革命限定在政治领域，防止其溢出至其他领域，尤其不能让文化和民众意识承担革命成功或失败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姊妹革命”的分野恰恰 就在这里：是有限革命，在人性、人的精神王国前设置屏障，还是拆除屏障，长驱直入。

　　后面一书与前面一书似乎可以视为“姊妹”书。作者自称：“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这样一个产自文学标准的强大而复杂的具象性结构，是如何被激进地 简化成一个民众叙述(folksaga)，并被一部分几乎没有受到启蒙文学影响的人所接受的。”他让我们思考，究竟是如保守主义者伯克(Burke)和卡 莱尔(Carlyle)所说，启蒙思想是煽动愚昧的大众，造成巨大危害的罪魁祸首，还是如浪漫主义者朱尔·米舍莱(JulesMichelet)所说，卢 梭和百科全书派是为民众打开历史新篇章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的功臣？他还注意到，有些学者在18世纪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卢梭的著作中，发现了现代极权主义 的蓝图。这些都是作者试图解决的问题，但几百年来，由于各种相关的论点互相缠绕在一起，他提醒读者要“在梳理卢梭式美德的确切思路时保持耐心”，多年前读 过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是一部梳理卢梭思想及身后影响的专著，我不知道卡罗尔·布拉姆的这本书与朱学勤的那本书有没有关系，但他们所触及的问 题和思考的角度确有相似之处。

　　不久又看到了《拷问法国大革命》([法]雅克·索雷著，王晨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出版)和《1776美国的诞生》([美]戴维·麦 卡洛著，刘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这两部作品，尤其是前者，它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不满于将 1789年的革命神圣化或妖魔化。二者的区别则仅仅在于，“思考”侧重于阐释，而“拷问”更侧重呈现。自1800年以来，法国和欧美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关于 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和评说，其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南辕北辙的政治憧憬。他认为，纠结于无果的争执是无益的，把大革命淹没在普世的展望或意识形态的冲突 中，无助于我们对它的反思。因此，他在这本书中所作的就是将常常只有专家学者才能接触到的知识、成果和假说，全面地呈现给大众，期待大众能了解这期间人们 关于大革命的认识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以此来化解长期以来将法国大革命概念化的难题。所以，对我来说，读这本书的最大收获恰恰在于对各种相关立场有了较 为充分的了解。作者用了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涵盖了关于法国大革命所有我们想知道和想问的问题，并将那些激动人心事件的复杂性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想说说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在2015年 我的阅读中，这本书非常重要。德里克是西学左翼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其立场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他的介绍，这本书“对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讨论”。他认为，“1978年后，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引发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越发清晰起 来，从而对中国人思考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他所谓1978年的说法过于笼统，但从当下的情形来看，这种内在矛盾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德里克 所说的这种“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一次逆转”，是确实存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逆转”表现得越发明显。显而易见，韦伯所谓“工具合理性” 的急剧膨胀与“价值合理性”的急剧萎缩，在当下中国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作为一种补偿，多元现代性及协商普遍性的命题便应运而生，它似乎意味着，西方作为现 代化标准和经验唯一提供者的身份已经受到质疑，而所谓亚洲四小龙、儒家文化圈，乃至近年来的孔子学院，都是这一潮流的具体反应。他认为，不能“采用一种反 革命的姿态来对待革命的失败”。因此，他坚持对当代儒学乃至国学提出质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资本主义也许带有天然的仇视，但他所指出的这些问 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