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导游图”、“诊断书”及其信度(罗振亚)

　　不知不觉，21世纪诗歌已悄然走过15年，其流动不居、纷纭多端与扑朔迷离，构成了丰富的精神积累，一直在提供着艺术生长的多种可能；却也为人们认清它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以至于迄今为止专门以它为对象的研究著述还寥若晨星。那么，21世纪诗歌究竟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活跃着哪些重要的诗人和文本，它和上世纪末诗歌相比具有什么新质和突破，若要继续前行有无必须规避的“陷阱”或“误区”？正是在这种整体困惑和“失语”的境况下，霍俊明系统论述当下诗歌现象和问题的《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就兼有了新世纪诗歌“导游图”和“诊断书” 的特殊功能。

　　《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由“诗档案：诗人在自己的时代”、“诗歌‘现实’遭遇的几个面孔”、“从‘广场’、咖啡馆到‘地方’”、“她们正在工作”、“选本文化与诗歌生态”等五章结构而成，各章看似是从诗人个案、抒情群落、空间意象、选本文化、“现实”问题等视角，所进行的多元、横向的散点透视，实则彼此间互为应和，内里蛰伏着相对清晰的逻辑线索，它们和“导论”对诗坛整体走向和问题的俯瞰结合，从形到质地显影、还原了21世纪诗歌的主体流脉、筋骨和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著作扫描、观察过的道路就是新世纪诗歌历史走过的道路。其中，对江非、沈浩波、雷平阳、汤养宗、从容等诗人精神境遇的细密解剖，对“70后”诗歌、少数民族诗歌、女性主义诗歌等群落生命轨迹、艺术特质和成败得失的客观甄别，对浪漫主义、诗歌伦理等理论命题的宏观反思，视域开阔，细节丰满，以大观与微景的全貌绘制，使著作对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考察规避了凌空蹈虚的路线，立体而又质感地落到了实处，便于读者“游览”。在有些人看来，研讨当下文学算不得真正的学问，作者却不受该“迷信”左右，痴心于“此在”诗歌现象的塑形画像，极力为其寻找、确证存在的合法性，这既挑战着他敏锐迅捷的学术思维，更昭示出一个批评者的文学担当情怀，事实上这本著作也确实起到了为新世纪诗歌正名张目、廓清发展道路的作用。

　　优秀的诗学研究不能停浮于现象的逡巡与描述，或者跟随在创作后面仅仅做诠释性的解说，而应该站在创作前面为其指点迷津，成为现象之上创作规律的深层发现。特别是作为审视对象的新世纪诗歌，尚处于“尘埃未定”的变幻之中，为了健康的生长，更需要冷静乃至严厉的提示与点醒。霍俊明强烈的忧患感和问题意识投注，使《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在复现新世纪诗歌“成长”轨迹的同时，更以一系列新锐的思想言说和“问题”的抽取、诊断，成为了现象生成史之外的问题发展史，有着理想的思维层次与学理深度，其逆耳“忠言”对新世纪诗歌的“再出发”多有助益。

　　这种“问题”式探讨的表现是多维的。一是从研究的偏枯现实出发，让被忽视或成果薄弱的问题“出场”。像对通过选本文化透视诗歌生态，就角度独到，说服力强；披露一般读者相对陌生的“70后”台湾女性诗歌时，既肯定其关注生存细部、扎实表达了新一代知识女性的灵魂和生命体验，又批评了其在乡土写作、个人与流失关系书写方面的淡漠和孱弱，更是多发他人之未发，体现出很好的专业品味和批评立场。二是敢于突破成见，推出新观点。如针对很多诗人、批评者盲目乐观于新世纪诗歌繁而不荣的矛盾的现实境况，作者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大胆挑“刺”，指认当下诗歌“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所以应该警惕“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谈及历来颇受诟病的“下半身”写作代表者沈浩波，作者则通过组诗《文明楼纪事》和长诗《蝴蝶》的仔细辨析，断言“对历史和社会空间下个体生命和灵魂的不留余地的自我剖析与撕裂当下诗坛无出其右者”，还有对女性诗歌自恋自闭倾向的不满，对大量打工诗歌中“苦难叙事”题材优越感的质疑等，从诗坛的全局鸟瞰到诗人、文本的辨析，多触及了当下新诗的深层律动和“病灶”所在，有出人意料之处。三是从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总能从中引出普泛性的思考，给人以文字之外的启示。如作者打开诗坛个人“诗档案”的目的，就不只是把握其个性症候，而是通过他们“反观整个时代的文学构成、美学趣味、精神诉求和思想底色”，从郑小琼的打工诗歌牵出的是一个文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从江雪诗歌的“乡下”与“城市”撕扯中生发的则是现代“乡愁”和诗歌地理学的绵长思考，这样无疑强化了话题本身的学术价值含量。

　　不论是“导游图”的绘制，还是“诊断书”的开具，最主要的都要做到依据充分，每一个细部都真实、具体、准确，让人看后心里踏实，否则“误导”和“误诊”的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作为近期诗歌“导游图”和“诊断书”，《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的信度如何？从它问世以后社会和诗歌界反馈情况看，它是值得信赖的。至于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良好的信度，我想大体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首先是作者的身份适合，他既是新世纪诗歌的直接参与者，自己已有长期的创作积累，又有对国内稔熟的诗人诗作整理和批评的田野作业为支撑，是理性冷静的出色观察员，对整个诗坛的“肌体”了如指掌，说起话来自然有板有眼，底气十足。如第二章第一节的“一份青年诗人写作状况的考察报告”，就是在对青年诗人的基本状况、写作现象以及与新世纪诗歌生态的关系等调查后，提出其存在的“问题”，即写作缺少持续性和方向性，乡土写作、地方写作和伦理化写作泛滥，最终断言其要提高“普遍缺乏以诗歌的方式认识和命名当下愈益复杂和吊诡的社会现实的能力”，那种实证式的考量方式，让人无法不从心底生出一份信任。其次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得当，田野作业、微观阅读和现象学考察相结合，特别是兼取“望远镜”的宏观扫描与“显微镜”的微观透析之长，在对问题、流派透析把脉的同时，能够在诗人、文本面前耐心弯下腰来，数量很大的文本细读，使每个诗人、群落的个性纤毫毕现，清晰异常。正是在对《致自己》《追念》《火焰与词语》《身份》等文本的精细参悟下，才保住了著作对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研究的立论平稳，观点和论证对接自如，体现出不放空言的实证学风。三是霍俊明在著作的行文中少用大词和空语，对诗歌超人的直觉悟性、文本对象的解读功力和对新世纪文化语境的准确把握遇合，使著作的论述在轻松耐读、不时激辩的运笔中直取对象的实质深处，使读者阅读接受起来没有隔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