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学术追求的大国气象与诗学品格(邵宁宁)

　　早在多年前，就有人称杨义是文学研究领略的战略家。在个人及历史的不同学术阶段，他的目光总是那么敏锐，手法总是那么精准，脚步总是那么沉实，从平易处入手，从关键处着力，视野宏阔，贡献丰厚。通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其成就早已突破旧有的学科的区限，而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通古今之变”的整体努力中，做出了真正堪称独到的贡献。

　　作为一个出身农家而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跻身学术前沿的当代学者，他在学术之路上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既与其个人的努力有关，也与整个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的重新焕发活力有着密切关系。通观杨氏著作不难发现，其学术努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对一种大国气象和大国学术的悬想，是他一贯的追求。正因如此，其立意选题，就总是从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整体需要出发，意在笔先，气韵贯通，结体的弘大。早先谈及《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著，谈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的主张，他就特别强调学术的“国家队”意识；近期谈诸子还原，更明确表述：“研究要形成大国气象，就需要谛视大书，考察这些书、这些现象何以发生，如何被反复解释后接受，千百年来它们始而模塑，继而模塑国人。”除了“史”、“志”、“还原”，他的学术撰作，命名最喜欢用“通论”、“综论”：从《鲁迅研究综论》、《京派海派综论》、《感悟通论》，到《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正是通过这样不断的“通”与“综”，才最终形成了他自由穿行古/今、中/外、中心/边缘、上层/下层、文献/口传的广阔视野和借“还原”以创新的独特学术构建之路。

　　作为一个从现代文学研究起步的学者，杨义学术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对生命体验和感悟的重视。这不但是“诸子还原”的一大特点，而且是他能够在诸子学这一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领域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生命的介入，是诸子还原能激活诸子生命的关键”；“不要把诸子书当成冷冰冰的死材料，那里有诸子生命的痕迹，有两千年依然可以触摸的体温”；“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从这些反复见于诸书自序的文字，你都可以感受到生命诗学在其间有着怎样的意义。

　　有一段时期，杨义先生专心诗学研究，曾将中国诗学的特征概括为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三大方面，并就其中的感悟专门写过一本书。在他看来，文本是作者生命活动的印迹，文化则是群体生命的结晶，而感悟，则是读者与过往生命之间的相逢一笑，欣然会心。注意到作者生命的成长和思想的变迁，注意到历史活动中主体心理活动对其行为的影响，这是他的诸子研究最不同于他人的地方之一。长期的文学研究实践，赋予了他不同于传统文史学者的文本分析和意象考释能力，给了他破解各种潜隐于文本的文化基因的利器。面对每一经典，他都是带着一连串问题进入，如墨子还原中的十一个问题；韩非子中的八个问题，《庄子》中的十个问题，《老子》中九个谜团或问题，《论语还原》中“激活文本生命之五十二个命题”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他总是充分地体察，广泛地调动各类知识和理论资源，从诸如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姓氏谱系学、深层心理学、自然生态学、历史编年学、地方志研究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全息”的论说，从而为问题的解决，不断开拓出新的思路。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他的研究的对话性，这使得整个专著的思想在获得某种立体性的同时，也赋予了其一种开放性。所有的论述似乎都已完成，但又似乎未完成，在隐然召唤着更多的读者参与到新的对话、论辩过程。

　　读过杨氏著作的人，除了对其著述的结构宏大印象深刻，也不会忘记这些著作在细节上的种种精彩。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注意科学性，其文体也多以纯粹的逻辑说理为主流，论说文学现象而能同时保持一种对“文”本身的敏感与自觉，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阅读杨氏著述，你不但时时会被他突然提出的文本秘奥所震撼，而且时时也会被他睿智、华彩的语言所感染。《庄子还原》序言说：“庄子以旷世文章放飞了他的思想、我们是否也能从他那里学到一点灵性，把庄子鲜活的生命放飞起来？”这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种期待，也是他的学术文体的又一鲜明特点。

　　1946年出生的杨义先生马上就要进入七十之年了，但他明确反对学生们为他祝寿，认为那是“一些学问到头了的人的俗态”。“七老八十，不值得一谈。有本事在于拿出自己的货色”，“做学问只不过是求个心安理得”。《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借这三句话，形容他如今的精神状态，不也很恰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