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进”与“向后看”——由杨义先生《论语还原》想到的(张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先生的《论语还原》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自从1981年杨义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留文学研究所工作以来，三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其著述已近七十种，论文超过500篇；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和开创性的成果问世。

　　对他的勤奋，人们无不叹服。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说他对学术有一种“彻底忘我的热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夏志清誉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被萧乾称为“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

　　这里，我不想对杨义先生的勤奋和论著的学术含量重复赞美，因为这已是人所共睹和几乎成为定评的事情。我只想结合《论语还原》，就杨义先生的治学特点谈一些自己粗浅的感受。

　　一  “向前进”与“还原”研究

　　统观杨义先生的治学经历，有一条很明显的向前追溯的线索，他先治中国现代文学，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得享大名；然后沿小说之径，挥师古代，先后收获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又横贯旁通，入于诗学，有《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问世；进入新世纪，复主攻先秦诸子，直至最近之《论语还原》，中间虽有回环穿插，但大致螺旋上升，一路高歌向前。这既可说源自其与生俱来的勇猛精进、健行不息的学术钻研精神，又可说彰显了其内贯的学术思路——“还原”。

　　杨义先生治学，向来重视还原其本来面目，从本根上解决问题，不论材料，还是思想，皆是如此。因此，其《中国现代小说史》阅读原版书刊竟达2000多种，开个人独立写作多卷文学史的风气。而他之所以重视先秦诸子还原，也是从思想脉络上看，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基础，解码诸子思想中的文化基因，就可以破译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密码。他的《论语还原》统合和超越汉学、宋学，统合和超越今文、古文，统合和超越汉学中的刘向、刘歆、班固、郑玄，以及宋学中的二程、朱熹，以返本还原的思路，穿透密密层层的材料的缝隙，展开根中之根的探寻，致力于返回《论语》和孔子文化地图的历史现场、内在脉络及生命信息之细节。使人们对这部经典的前世今生知根知底、系统把握。

　　难得的是，他还把这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实践予以理论总结，初步建构出“还原”研究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其原则即是以史解经、以礼解经和以生命解经；其方法即是碎片缀合法、文化地层叠压法和文本生命分析法。这种原则和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操作性，使杨义先生在诸子还原研究中能够大展身手。他的“先秦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于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总字数92万字。《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更为厚重，达百余万字。如果再加上2013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化血脉还原》，杨义先生已初步构筑起文学还原生命的研究体系。

　　“还原”不仅在时间链条上是一种“向前”，在逻辑链条上同样是一种“向前”，杨义先生“向前进”的学术精神和研究实践，正逐渐衍生成一个学派，对21世纪的学术研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 “向后看”与现代性

　　杨义先生的“向前看”不是一味信古崇古，相反，他所有的研究背后都勾连着一种“向后看”的现代性。这与杨义先生的“还原”研究思路其实一脉相承。因为他的还原不仅是一种文献还原，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命还原。他把经籍文献如实地视为古人的生命痕迹，缀合多种材料碎片和历史线索，以逼近古人喜怒哀乐的精神世界。而人类生命的同质与同构性，使古今能够有机地勾连起来，同根相通，同脉相承。看杨义先生研究古人的书，并不枯燥，常能发出原来如此、我亦如此的会心感叹。

　　记得他研究《庄子》时，从确定庄子的身份及其家族渊源入手，运用先秦姓氏制度，考察出庄氏之姓出自于楚庄王的谥号。庄子已经是楚国疏远的公族了，之后家族避难奔宋，沦落为平民。两地身份和遭遇的差异对于庄子文学表达上的影响是直接而清晰的。《论语还原》同样如此，不仅将心比心，综合运用史源学、历史编年学、人文地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学、文献学、考据学、简帛学，以及将文本当作古人生命痕迹的文本生命分析法；而且在情理之中赋予生命的本真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如系“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于鲁哀公十三年，认为哀公不再亲自问政，而是派遣孺悲问士丧礼，这是孔子政治地位下降的表现，因此，孔子不见孺悲而以取瑟而歌的方式传达对哀公的不满，论述就既合学理又合乎人情。这种以学者生命体认诸子生命，触摸诸子体温，解析他们文化DNA的方法与视角，使其研究别开生面，带来了一系列有冲击力的发现。

　　杨义先生不仅关注个人化的现代性，而且从更宏大的层面上关注着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现代性。他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曾深情地说：“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给中国文学、文化发一张现代的身份证。我的学问做得很苦，苦中求乐，我深深地爱着这块东方土地上的辉煌的文化，希望它能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焕发自己的神韵和活力。”这种强烈的为国秉笔的意识，使他自觉立足于中国文化经验和智慧，建设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以贯通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内在血脉的方法，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谱系的发生、发展及变异过程，呈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包容力和智慧丰满的生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