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的学术道路(李昕)

　　作为一个编辑，杨义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作者之一。相识三十多年，我对杨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杨义也一直对我保持支持。我换过四家出版社，在每个岗位上都和杨义合作，出版他的书，加起来有十几本了。

　　从杨义不同时期的学术著作中，我可以感受到他走过的学术道路，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兴奋点的转移，甚至是学术方向的转移：他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起步，从鲁迅研究开始，直到80年代，他差不多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从90年代起，我们注意到他的研究向更大领域扩展，围绕着小说学，杨义开始涉及古典文学领域，而且出版了某些理论性的著作，比如说《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小说与文化》，再往后接触到诗学，有《李杜诗学》《楚辞诗学》。再过了十年，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开始倡导大文学概念——《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是在地理和民族的层面进一步拓展文学的概念。在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之后，他又致力于诸子学研究，先是老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现在又出了百万字的《论语还原》，真是硕果累累！

　　从杨义走过的学术道路来看，我觉得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差不多每十年要转移一次战场，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研究对象也越来越专。他是由文学而史学、由史学而经学，这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种追根溯源的思路。

　　第二个特点，他的研究思路是溯流而上，而不是顺流而下的。这个难度非常大，一般的学者是做不到的。顺流而下者，如王瑶先生，他的成名著作是《中国文学史论》，接着转向现代文学方向。而杨义一路穷追猛打，一直深入到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的发生时期。这恐怕是中国现代学术界仅有的一个特例。

　　第三个特点，就是每十年换一个战场，杨义打通了多个领域，首先是将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打通，其次是将叙事学和诗学打通，第三是将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打通，第四是将文学研究和诸子学、经学研究打通。对于杨义个人，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这种打通有开创性的意义。

　　他的研究所富有的开创性，可以用他的《中国叙事学》为例。作为一个出版者，我觉得这样的书应该介绍到国外去，以便让西方的研究者了解我们中国文学的叙事原理和方法。他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又是第一次从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拓展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作，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语还原》从家族脉络、地理脉络、诸子游历脉络、年代脉络、诸子的编辑学版本学脉络入手，讲了以礼解经、以史解经、以生命解经的研究原则，以期完整准确地还原文本的生成过程，勾勒文本生成中的人物谱系，人物背后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精神内涵。对于先秦经典的还原工作，几千年来成果汗牛充栋，但以一人之力，研究得如此系统、透彻、突破陈说，阐发新见，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手段，我觉得这也是目前罕见的。

　　杨义先生的研究涉及了这么多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重要著作，这一点非常惊人。我们常说，搞学问最忌讳四处刨坑却不见水，但杨义是每刨一个坑就能打出一口深井来，这是让人叹服的。杨义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除了他的理论功底，对文本的敏锐，善于捕捉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勇于跨界外，我觉得还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读书多，功夫下得深。同代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读了这么多的书。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藏书甚丰，我听他的学生讲，他们当年按照老师的指导，去资料室借书，发现很多民国原版小说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人借，就是杨义。我发现杨义看书有点儿像钱钟书先生，他是在图书馆一架子一架子的借书回家。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读了两三亿字的材料，做卡片都做了四五千张。这样读书，使他能够他厚积薄发。

　　第二个原因， 80年代以后，他系统研究过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界当年提倡新学科、新方法的时候，杨义跟上了这个潮流，所以他的学术武库中要多一些来自西方的利器，但他的理论参照系要比老一代学者开阔。

　　第三个原因，他对学术的痴迷和专注，是没有人不佩服的。人们常说，对于学者而言，学术是人生的一部分，这是常态；但对于杨义，这句话要反过来说，生活只是他学术的一部分。

　　杨义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在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在我们同时代的学者中，特别是与他年龄相当的学者中，他的成就超乎众人。他的很多独创性的研究是可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学术是要经过历史证明的，大浪淘沙后，才得显现，到那时，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杨义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文化研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