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寻找一颗星——悼志山(杜卫东)

　　志山走了，走得猝不及防，让人无法接受，无法面对。

　　下午，我在医院拔牙。医生咣当一声把坏牙扔进托盘里，一旁的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说，小金刚来过电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听了不要太激动。她知道我血压高，先做了郑重的铺垫。听她的口气，我设想了种种可能，但万万没有想到，听到的竟然是志山辞世的噩耗。我愕然地张开嘴，任泪水簇簇流进嘴里，又和嘴里的血混在一起，顺嘴角淌下来。

　　咬住纱布，不要张嘴！年轻的女大夫瞪了妻子一眼，你就不能晚一点告诉他吗？如果因为咬合不紧，创口流血止不住，谁的责任？

　　我咬紧牙关，闭上了眼。顿时，眼前一片迷茫。

　　志山怎么会走呢？他才56岁呀！我一调入《人民文学》就和他做同事，兼任《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社长后，我提议他做了办公室主任。印象中，志山像一台永动机，总是在超常的工作状态中，每天第一个来到单位，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标志性的动作是，双肘支在案头，叼一根烟卷儿，和一个个员工或来访者谈话，或是布置工作，或是洽谈项目。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 《中国校园文学》从《人民文学》接办时的5万余册，短短两三年上升到10多万册，这其中有志山太多的付出了。在校园文学那栋绿色的小楼里，无冬历夏，只要有一盏灯亮着，必是他案头那盏有着深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后来，我调任《小说选刊》主编，他回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发行部，当了主任。再后来，我听说他得了肾炎，每周需要三次透析，本打算抽时间去看望他，没想到，第二天就在大楼里看见他正搬运杂志，依然生龙活虎。我说，听说你病了，还想到家去看你呢？他拍拍胸脯说，老哥，我没事儿，不用担心。

　　志山一直叫我老哥，他天性善良，乐于助人，从不在背后论人是非。我脾气不好，工作中时有发火，志山总会劝我，老哥，生气伤身，有话慢慢说嘛！背地里，他会对被我批评的同事说，社长脾气不好，但他是为了工作，为了你好，别介意。看上去五大三粗的一条汉子，处理起事来心思缜密，而且总能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 《中国校园文学》最鼎盛的时候有30多名员工，籍贯几乎占到全国省区的三分之二，最老的编辑年近80，最年轻的员工才20出头，按说是一个极难管理的单位，却因为有了他的协调与沟通，整个杂志社气氛和谐，团结奋进，像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先后离开杂志社的一些员工，或成了别的单位业务骨干，或自闯天下成就了一番事业，但说起自己的成绩，都不忘在杂志社受到的历练，不忘憨厚纯真的老王哥。直到现在，在杂志社工作过的同事还有一个群，听说志山离世的噩耗，均悲痛不已，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好人，是大家对他众口一词的评价。

　　牙痛缓解，我拨通了《人民文学》办公室主任小金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残酷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但是我依然希望这是妻子的误传。

　　昨天，志山就死在我面前，前后不过十几分钟。小金压抑着悲伤，说去世前他还在鞭策我，让我要写好公文，说这对杂志社的工作十分重要，还向我布置茅台杯颁奖的一些具体工作。小金说，我还劝他，你身体不好，不要那么操心，你指挥，有些事让我们去做。他去世后不一会儿，还有两拨人如约来找他洽谈合作。

　　我能想象志山说话时的神态，一脸严肃，不大的眼睛里流露着真诚和不易察觉的疲惫，忍不住又眼眶发热。小金感受到了我的悲伤，想用平缓的语调再告诉我志山离世的一些细节，但还是忍不住，声音也变得哽咽：志山太要强了，他有肾病，每周三次透析，单位领导本来不让他上班，让他好好休息，可是他不肯，谁让他休息他跟谁急。而且事必躬亲，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只是昨天他悄悄跟我说了一句，这几天我感到有点累，方便时你派人到医院把我车上的易拉宝取回来吧，透完析我就不回单位了。

　　小金略一停顿，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志山在单位楼道里突然昏倒，同事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我们以为他是因为血糖低昏倒的，就给他嘴里塞了两块冰糖。然后我就喊，快打120！志山这时还睁了一下眼，看看我说，不用叫120。直到这时，他还怕给别人添麻烦。谁能想到，这竟是他凝视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志山的音容笑貌又在眼前浮出，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朋友，请记住这个在普通的文学岗位上工作到最后一息的人吧，别人是用笔，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对文学的执著与热爱。我想，如果把中国文学比作一片璀璨的星空，在作协兢兢业业工作了20多年的王志山，应该也是一颗默默闪光的星吧？他虽然没有天狼星的明亮，也没有猎户座的显赫，但是他不因光弱而自卑，不因位低而无为，尽其全部心力守护了他那一片文学的天空。没有这样一颗颗时常为人忽略的星，文学星空也一定会黯然失色。我企盼一个能看星星的夜晚，我会向深邃的星空凝望，去寻找那一颗再普通不过的星。我相信，志山一定会在天上的某一个角落看着我们微笑，他不会因为普通而陨落，反而会因为平凡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