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八十年代致敬(红孩)

　　几天前，在一个文学活动中，见到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刚，我说在最近的《上海文学》杂志上看到罗达成写你的文章了。徐刚问我罗达成写什么了，我说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号的《文汇月刊》上，发了理由的一个专辑，其中有一篇是你写理由的印象记，据说这篇文章是理由等了三年才算满意的文章。徐刚听后笑了，他问我跟罗达成有联系吗？我说没有，我只是喜欢他记录的那个年代的文坛往事。

　　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现在大都在四十五十岁以上。提起那个时代，人们喜欢用轰动这两个字来形容文学的繁荣。如我所知道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大墙下的红玉兰》、《小镇上的将军》、《新星》、《陈奂生进城》、《哦，香雪》、《你别无选择》、《肖尔布拉克》，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扬眉剑出鞘》、《胡杨泪》、《中国姑娘》、《人妖之间》，以及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梁小斌等人的现代朦胧诗，这些作品几乎一问世，马上就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

　　当时，我正在北京东郊的国营农场上学和工作。我很庆幸家居住在北京的近郊区，这使我可以骑车五十分钟就可以到朝阳区文化馆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在那个文学爆炸的时期，全国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文学的活动，如讲座、朗诵会、笔会，办各种刊物。一九八四年十月，朝阳区文化馆搞了一次“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颁奖，我那时还是个高中生，虽然没有参加征文，但还是以文学青年的身份被通知参加会议。就在那一天，我见到了大作家萧军和袁鹰，还有言谈举止非常儒雅的散文名家韩少华。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萧军一家有了交往，以至后来通过萧军的女婿王建中的介绍，使我从农场调入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社。

　　朝阳区文化馆的文学活动在当时的北京区县文化馆算是多的。我参加的最多的是文学讲座，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有萧军、袁鹰、从维熙、陈建功、郑万隆、韩少华、张辛欣、杨炼、晏明、徐放等。每次讲座前，从四面八方来的文学青年老早就来占座位，熟悉的还要三五成群地互相交流。讲座后，尽管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人们在会场门口、路灯下还要聚在一起讨论个把小时。那样的夜晚，在我的人生记忆里永远是那样的美好，如今已经三十年过去，每每想起，心情还是无比幸福激动。

　　文化馆里吸引我们这批文学爱好者的还有一张名曰《芳草地》的四版小报，每两个月出一期。就是这样一张小报，在我们内心格外的神圣。我的处女作虽然不是在这里发表的，可我一直视她为文学的摇篮。记得在一九八五年，有两件事在文友们中间震动很大。一是在三月，经文化馆辅导老师推荐，有王云华三人的散文经韩少华老师以“芳草地小辑”刊发在《散文世界》上；另一是在十月，我和另外二人的小说在《丑小鸭》杂志发表。为此，我们这些文友激动了好长时间，背地里我不知拿着《丑小鸭》杂志看了多少遍。我的心里十分感谢朝阳区文化馆的辅导老师，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我会插上文学的翅膀飞翔到今天。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说文化馆的老师们。在八十年代，文化馆一般都设有文学辅导老师，有的也是兼职创作员。现如今，有很多成名的作家，他们都有过在文化馆工作的经历。即使没有在文化馆工作，也被文化馆文学绿化过。我们的朝阳区文化馆，曾有过七位文学辅导老师，他们是陈祖芬、杨福庆、刘延、沙小青、刘增哲、唐军生、谭宗远。我到文化馆开始学习的时候，陈祖芬已经成名，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但她曾几次到我所工作的农场去辅导文学创作。我到《中国文化报》主持副刊后，十几年来她几次把重要的作品提供给我，使我的工作很有面子，这也应该算作老师对学生的具体支持。杨福庆跟我都是从一个农场走出来的，他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从文化馆出来后调到《儿童文学》杂志担任编辑部主任，后来担任《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延五十年代从四川入藏，在部队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其代表作是歌曲《远飞的大雁》，尽管至今为人们所传唱，但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谁。刘老师自七十年代末调到文化馆，一直做我们的辅导老师，八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几乎都是由她张罗完成的。她的散文写得很清秀、凝练，如果她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个人创作上，她的名气比现在要大得多。据我所知，从我们朝阳区走出的几个有些成就的作家，都与刘老师有直接关系。沙小青是位漂亮的高个子大姐，写得一手好诗，只可惜我们刚结识半年她就出国了。后来我认识了很多女诗人，但我始终觉得沙小青气质最好最漂亮。刘增哲，也就是现在的当红作家曾哲，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还是纺织厂的工会干部，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刘延老师极力举荐，调到文化馆做文学辅导老师。九十年代初，他曾只身一人历时两年多到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游历，回来后开始写他的西部文学，引起文坛的关注，后调入北京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唐军生早些年写诗，沉默寡言，后来写电视剧，他给我的印象是极其的忠厚，甘愿躲在别人后面做事情，近些年没有了他的消息，想必退休后有了新的生活。谭宗远，是著名演员谭宗尧的弟弟，早年到内蒙古插队，八十年代调回北京到朝阳文化馆工作，这老兄性格各色，疾恶如仇，擅写散文，喜欢淘旧书，编着同名为《芳草地》的一报一刊，为业余作者、为同人奋斗到退休。时下，还喜欢当演员，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角色，常让我忍俊不禁。我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想告诉读者，这些文化馆的文学辅导干部，他们个个都是能人，都有那么几把刷子，如果他们当初都自私些，或许都会成为名作家的。可是，既然选择了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就意味着要付出要投入要牺牲。昨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刘延老师到了八十五岁生日，五六个文友张罗小聚为老太太庆祝一下。看着刘老师推着轮椅走出小区的身影，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心说这就是当年穿着灰布风衣在寒风中请萧军、袁鹰先生为我们做讲座的那个时尚的中年女人吗？

　　岁月催人老。转眼间我都快到五十了，尽管老师见到我还亲切地叫我小红孩。这使我不禁想到，在一个月前，我参加了全国文化系统文化馆馆办刊物的评选颁奖活动。作为这次活动的评委，在翻阅几百本大小不同的馆办刊物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刊物质量如何，而是想到几年来、十几年来，甚至是三十年来，我们的许多文化馆干部，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地为群众文化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那些编刊人，几乎都是兼职，为了提高刊物质量、为了发现扶持业余作者，他们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和时间。当其中的有些人，通过文化馆的平台，走向省里，走向全国，以至走到国外，跨高原、登高峰时，又有多少人会想到群众文化这个基石呢？因此，在颁奖发言时我说，此时此刻，我以一个被文化馆文学绿化过的作者身份发表一点感想，我想说，我必须说，我要向长期在文化馆工作的老师们表示由衷的致敬！不要小看我们编辑的内刊，虽然它只是供内部交流，出版周期长，发行也有限，可是它却承载着无数人的人生梦想。当下的中国，人们似乎什么也不缺，又什么都缺，我看最缺的就是理想。人一旦没有了理想，干什么都会没兴趣。而一旦有了理想，你就会有使不完的力气和勇气。

　　我的发言自然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我知道，我的情感和他们的情感在那一瞬间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共鸣。我还知道，这掌声不仅给我们曾经过去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是给进入新世纪的新一代的群文人的！群文人，我们为自己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