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精神资源有待拓展(杨庆祥)

　　·私人阅读·  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一边，文学家或艺术家站在个人的一边，都以为自己与真理为伍

　　文/杨庆祥

　　我以前读弋舟作品不多，最近读了他的几个中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所有路的尽头》，里面有一首歌词，特别有意思，作为一个隐含的线索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我都快走到所有路的尽头”。

　　细想起来，所谓的走路、寻路一直是现代文学的大主题。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找莫名的路，还有那句经典的警言：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20世纪80年代的女青年黄亚萍写诗给她的爱人高加林，让他去找自己的路。还有引起很大争议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面的主人公涂自强说：“各人的脚走的是各人的路”。《所有路的尽头》可以说是一个终结式的回答，没有路了，所有的路已经到了尽头，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这里面有一种绝望的情绪，弋舟的小说，整体上都是被这种情绪所笼罩。他选择的主人公，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失败的画家，都是这种情绪的象征物。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抑郁症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症候，抑郁症是内向的，是一个人无力处理外部世界而形成的心理障碍和情绪障碍。在这个意义上，弋舟的小说指向一种存在主义，聚焦在虚无和伪善中苦苦挣扎的个人。

　　与其他一些同年龄段的作家相比，弋舟的写作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美学，人物的符号化、情绪的闪烁、对人物精神的关切。他的聪明之处在于，往往以通俗小说的外套来装点他内面性的追问。问题在于，典型现代主义写作是否能真实有效地处理当下问题？我觉得这之间有一种撕裂，非常重要的撕裂。因为典型的现代主义写作其实是和历史不进行对话的写作，它只会强化历史与个人的疏离感。

　　这一类写作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话题，在现代主义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学秩序的前提下，如何破壁而出，将现代主义转化为一种能与中国当下真正进行对话的有效形式？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弋舟的系列写作，以及比他更典型和更有探索性的宁肯的写作——比如《三个三重奏》，给我们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毫无疑问，实现这种写作的转化需要作家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精神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和个人更加各行其是，互相不管对方。历史因为失去对个体的关照变成了冰冷的理性机器；而个体，则因为失去了对历史的切入而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是双重的忽视，站在任何一方都失之偏颇。但我们的问题是，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会站在历史的一边，而文学家或者艺术家会站在个人的一边，都以为自己与真理为伍，殊不知真理的要义在于辩证地互动。

　　这不仅是70后的困境，也是50后、80后甚至90后的困境，从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下。我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可以把这个主题写得更深更好。现在的写作喜欢将精神的比较视野放在80年代，并“虚构”了一个“精神80年代”的神话。格非的《春尽江南》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也回到了80年代，这说明我们作家的精神资源还有待拓展。因此，寻找更为悠远的精神传统，古代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这是很迫切的命题。

　　杨庆祥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