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心不会老(苏曼华)

苏曼华任编剧、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

　　《深圳特区报》曾发表我的散文《爱上深圳》 ，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深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只要我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一颗敏感的心就总是激动不已。创作的激情没有随着年华老去，年轻的深圳总是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

　　1998年7月，我从辽宁省锦州市文联调入深圳市文联。我与深圳的缘分，并非自1998年始。很多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如今麒麟山庄的位置有一片别墅式的房产，依山傍水而建，环境十分优美。那里是中国作协深圳创作之家，创作之家有十几套房子，每年邀请几批作家去创作、度假。1996年元旦刚过，辽宁作协把那年第一批获邀到深圳创作度假的唯一名额给了我。由此，那年1月18日至2月8日，我在深圳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从冰天雪地的北国降落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没有冬天的城市。我们那批作家共12人，其余11位都是男士，有陕西的陈忠实、江苏的艾煊、安徽的陈所巨、西藏的益西丹增、贵州的苑坪玉、兰州军区的李镜等等。深圳市文联主席来看望大家，尽地主之谊，与我交换名片时，看着我的名片说：“搞儿童文学的吧？ ”这成了两年后我调入深圳的契机。

　　当时深圳的专业作家中没人写儿童文学。我年过半百进入深圳，环顾周围皆是陌生。不过，我从来不惧怕面对新的挑战，对自己说：“你就是一小学生，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不了解情况就迈开双腿去了解，何惧之有！ ”

　　于是，到蛇口小学去；到深圳实验学校去；到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去；到深圳市少年宫、少儿图书馆去；到沙头角街道办事处去……广泛地深入生活，广泛地占有素材。当我靠着敏感的心发现了一个好题材，我就告诫自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要紧追不舍，深入开掘，淘尽泥沙始见金。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送你一根魔杖》的时候就是这样。导演后来将电影更名为《我们手拉手》 ，这也很贴切，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深圳实验学校和井冈山下七中学在“手拉手”活动中城乡孩子的互动，讲述他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结下纯真友谊的感人故事。

　　我第一次去井冈山的下七乡是2001年6月，从深圳坐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萍，再从茨萍搭上一辆个体营运的破面包车去下七乡。山路极险，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道路不是左右的S型，就是上下的S型，非常陡的下坡路司机却毫不减速，破面包车稀里哗啦响着一路呼啸，行到半路又下起瓢泼大雨。大雨中我一个人在“下七”下了车。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房屋，我猜那就是下七中学。雨水从山上冲下来，我迎着雨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我见到下七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连校长接到深圳实验学校的电话，已等候多时了。这位有些粗心的男士没有想到找一条干毛巾让我擦擦头上脸上的水，更不会想到找个地方让我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他见到我立马就急切地“汇报” ，我只得赶忙记录，一任涓涓细流从头向下流淌，在脚边积成两个水洼。山区中学的学生大多离家很远， 70 %以上住校。我要探访学生的家庭，山里没有任何公交工具，连校长只得让骑摩托上班的老师用摩托载我进山家访……那年10月，我跟随深圳实验学校再上井冈山。后来还曾多次往返，为了这部电影，前后六上井冈山。

　　天道总算酬勤，这部电影2004年5月公映， 2005年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少儿影片童牛奖。2007年， 《我们手拉手》又获第10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04年春，我到深圳渔民村采访。渔民村紧靠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是几十年前深圳人逃港最方便的地方，也是1984年1月25日伟人邓小平视察过的地方。二十几年来渔民村的变迁就是深圳巨大变化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渔民村也是深圳最早完成城市化改造的村落，那里的渔民早已变成了市民，那里的鱼塘早已被填平，变成了道路和厂房。那里旧的屋村已全部拆除，全部是高层建筑的渔民新村已竣工，等待着业主们回迁。如此具有典型性的素材怎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在小平同志视察渔民村20周年的时候，我一次次地往渔民村跑，往租用渔民村厂房的企业跑，采访当年同邓伯伯(他们这样称呼小平)握过手的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采访上世纪70年代逃港、 80年代回归、而今企业越做越大的港商；采访打工仔和打工妹……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深圳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我走防火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我的汗水没有白流，它凝结成电影文学剧本《河的那边是香港》 ，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女孩子和深圳一起长大。

　　2007年初，我对住在深圳、每天跑过罗湖桥到香港上学的港人子弟密切关注，因为深港亲情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年初的清晨6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赶到罗湖边防检查站出境大厅，那里有深港走读儿童专用通道。香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免学费，所以从刚上幼儿园的3岁孩童到已上高三的少男少女都不辞辛苦。这样的孩子在深圳当时有近7000人(现在已超过1 . 7万人) 。我跟他们一起跑过罗湖桥，到元朗邓兆棠中学(简称邓中)体验生活。

　　通过朋友介绍，我住到了邓中的英语老师周娜家里。上午上6节课，两节连排，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但是课堂上轻松活泼。学生可以坐着说话，可以搞笑，正好消解了课业的沉重；中午我跟师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下午有时去上家政课。学生学习做蛋糕、烧卖等面点，学习缝纫和培育花卉，总之是能够帮助父母做家务的技能。邓中的校训是“勤、孝、友、诚” ，我觉得在人性化教育、人文色彩方面，香港学校值得我们学习。驻校社工也是一大亮点。那时内地还没有社工。“社工”就是社会工作者，是一种职业，要经过考试注册才能上岗。香港政府规定，每所学校至少要有一名驻校社工。但社工不是学校员工，而是独立体系。他们除了作心理医生以外，还要干预家庭暴力、负责性教育、组织课外活动等。他们对学生说，“我不是你的老师，也不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朋友。我发誓为你保守秘密” 。这样学生都愿意主动找社工谈话，倾诉烦恼寻求指导……

　　一条罗湖桥，分隔着又联接着两种制度。我细细揣摩、深度思考两地的文化差异，努力挖掘发生在罗湖桥上和罗湖桥两端的故事，写出了电影剧本《跑过罗湖桥》 。这部作品命运坎坷，直到2013年才拍成电影。剧本被评选为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发表于《中国作家》 (影视版)2014年第3期。

　　我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如果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坐在皮椅上，抱着头想，就能出作品，那是天才。但我只是一个庸人，而且很笨。靠着不怕吃苦，下笨功夫，后来又创作了真人动画电影剧本《猪屁股带来的烦恼》 、电影剧本《天使的声音》 《苗娃》 ……而今年刚刚公映的电影《鹰笛·雪莲》 ，我任编剧兼制片人。创作这部作品，则是我下生活下得最苦的一次。

　　2013年8月，我来到新疆喀什。在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 ) ，我听到了“深喀家庭1＋1”活动中的一些故事。这项活动是深圳市和喀什地区的各50个家庭建立联系，两家的孩子结成“对子” ，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民族团结题材。在少数暴恐分子不时制造恐怖袭击，形成十分恶劣影响的时候，民族团结重于一切！

　　“深喀家庭1＋1”活动中，一个汉族女孩和她的塔吉克族小伙伴古丽娜热的友谊吸引了我，于是我向“前指”提出，要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 )采访。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上，淳朴善良好客的塔吉克族老乡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与古丽娜热全家都成为好朋友。跟我同龄的达力·买提胡夏力则讲述了他童年遇到一位解放军，受到那位解放军的关爱，因而他一辈子都感恩在心的亲身经历，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用到了电影剧本《鹰笛·雪莲》中。

　　回到深圳后，我用半年时间写出剧本。找到投资后，我兼任制片人，于2014年5月带领主创人员到塔县作开机前的准备。7月电影开机，我和总导演李亚威带领着106人的摄制组，在塔什库尔干连续工作一个多月，终于圆满完成了电影拍摄。 《鹰笛·雪莲》的拍摄场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有的场景还在5000米以上。因帕米尔高原的植被远远不如云贵和青藏高原，所以缺氧更加严重。我肩负着管理、带领整个摄制组的重任，要保证全组人员的生命安全。我们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救护车，还聘请了跟组医生。每天都有人晕倒，有人住院。我的高原反应是不能躺下，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每夜都是半坐半卧，没有一夜能踏实入睡。时间长了影响到心脏，两只脚肿得穿不上鞋子。然而，人生能有几回搏！电影《鹰笛·雪莲》公映后，收获了许多好评，这就是对创作者最好的奖励和补偿了。

　　回首往事，进入儿童电影创作领域已是第15个年头。深圳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敢漂洋过海闯世界的广东精神；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前行轨迹，使我觉得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一部作品还未杀青，下一部的构思已在脑海里翻腾。创作的激情常在，我的童心不会老。我没什么天赋，只是有一颗敏感的心。我没什么才气，只是不怕辛苦，相信勤能补拙。像“巨人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作家必须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才会有创作的源泉、永不枯竭的激情和力量。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太多的营养，这是作家的福分。

　　苏曼华(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