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刘志权)

　　一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进程，是从改革开放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过渡的大时代。但是，伟大的时代未必一定产生伟大的文学。当下，严肃文学在其自身的圈子里似乎繁华依旧，但难掩进一步被小众化的尴尬，并不时受种种“内幕”或“事件”的困扰。与此相反，网络文学、动漫、微电影等新兴艺术，则以其趣味性，甚至无厘头大行其道，并借助新的偶像与粉丝文化机制，在市场和读者那里风光无限。

　　乱象引发了价值迷惘，它甚至使并不遥远的80年代成为亲历者重返和缅怀的对象。那么，在那个“理想的”80年代与当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80年代的“迷人”之处，在于其理想主义激情，作为支撑的则是知识分子的主体自信。但较之晚清以来曾经的自信与辉煌，知识分子彼时的主体自信，充其量只能算“五四”余绪的回光返照。大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晚清出发的启蒙传统与重新缔造历史新纪元的豪迈激情的列车，已经基本耗尽其历史惯性。外表的光晕已经难掩内部的裂变。与此同时，世俗生活的意义作为对一元化价值体系的反思结果及策略手段，日益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群体所接受。“文化寻根”思潮中，作家挟理想主义寻求“规范”之外的文学新变，落脚点却是游戏鬼神、幽默风骚、坚韧与强盛生命力等民间之根。种种情形，标志着来自民间，融汇世俗的平民立场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流。

　　平民立场包含着藐视等级规范、向往自由欢乐、看重非理性情感的生命意识，与坚忍务实、保守功利、重经验和生存至上的生存伦理，这两个相互冲突又融合的方面，迥然有别于以形而上的思考、批判或建构的社会责任、理想主义以及超越性价值观等为核心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平民生活及平民立场，其实一直是历史长河中的主潮，只是由于缺少自己的代言人而成为“存在的被遗忘”(昆德拉语)。但随着从政治运动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平民与知识分子地位的此消彼长，以及后者意识到平民立场在愈合历史创伤与促成社会转型方面功不可没，因此起初多少被知识分子纵容乃至推动(比如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但问题在于，平民立场自身缺少自省自律的力量。随着平民积极的生命意识在城市化进程中日益萎缩，务实生存伦理同时被强化，因此，平民立场一旦与新兴的商品伦理媾和，便在世俗化的民众那里获得了强大的独立意志，对权力、金钱和世俗成功的崇拜和自我异化，结果是极大地动摇了现代以降所形成的道德、理想、信仰等的根基，参与者对此可能始料未及。

　　这一情形代表性地体现在大众文化生产上。大众流行文化与源于民间的平民化思潮本是同源共生。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小说，“一无所有”式的摇滚呐喊，“黄土地”式的电影，“戏说”历史或权谋文化(包括小说及影视作品)，到新世纪穿越、玄幻、盗墓等网络文学，无不基于民众对生命意识或生存伦理的潜在认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缺少了超越的精神向度之后，随着时代发展，平民立场内在的、源于其生命体验的独立、反抗、怀疑、欢乐、坚韧等积极因素逐渐弱化，商业机制通过装点和抽空，使其空心化、模式化、娱乐化，从而沦为大众文化景观和被消费的对象。这一趋势，既发生在文学之内也发生在文学之外。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体现了知识分子想重拾精神守门人的努力，但争论的不了了之，证明这种努力已经力不从心。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当代文学，自然也是平民化和世俗化时代的文化镜像之一。时代风气首先作用于作家。当小部分作家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启发下怀着文学理想进行高蹈的先锋试验时，更多的作家开始自觉放弃居高临下的“为老百姓写作”，而选择“作为老百姓写作”。这一立场解放了作家，被唤起的首先便是在现代以降文学中被遮蔽的强盛的生命意志与务实的生存伦理，彼时兴起的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正是平民立场这两个向度的体现，而这两个向度，又分别对应于传统乡土中国与新兴城市中国两极。在整个90年代，它们呈现为以下两种走向：

　　其一是生命意识推动的乡土历史小说的兴盛。生命意识开辟了当代文学新的写作路径，同时又具备有别于传统写作的“陌生化”之美。乡土和历史提供了驰骋自由想象和讴歌生命意志的空间与时间，宏大历史不再是关注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瘟疫、饥荒等特定事件。它们将平民由日常生活抛入直面生存威胁的“法外之地”，由此形成自由狂欢、坚韧粗粝或者悲壮崇高的主题，土匪鬼魂、疯傻痴愚等人物形象和叙事视角，节庆饥荒、生殖与性、天人感应等非理性题材，以及怪诞、夸张、狂欢、戏谑等叙述风格等。这些迥异于现代文学审美传统的“异质”，构成了当代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其二是生存伦理推动的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平民日常生存的书写，其实也是城市书写逐渐建立的过程。一是以中性立场写日常生活原生态，凸显其琐碎及无梦状态；二是以零度视角写为了生存而激发的人性之恶，包括同室操戈、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并视之为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三是以肯定立场书写在日常生活的生存之争中脱颖而出，在商场、情场及官场中长袖善舞的“成功者”；四是以疏离立场写日常生活中的游离者、叛逆者和迷惘者。他们在弱化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伦理的共同推动之下，以躁动、调侃、脱冕、无聊等姿态，本能地对抗单调僵硬的日常生存。

　　上述两个向度的文学，以及它们之间的悖反与张力，构成世纪末当代文学的“主潮”以及其复杂斑斓的整体面貌。不可否认，平民文学存在着一些弊病。站在新世纪回顾世纪末的文学，批判精神、超越立场以及想象力不足使其显出庸俗琐碎、想象苍白和同类重复的征象。具体困境在于：一方面，基于乡土历史的生命意识，用挽歌式的想象，来对抗城市化的进程。但旺盛的生命意志和激情，既注定与文明的进程无法兼容，也难以给当下的日常生活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展现生存伦理不应该等于认同生命伦理，相反，文学的使命，在于引导人们对日常生活沉沦状态的警惕与超越。而缺乏省察的平民立场，时刻存在如前所言的被大众文化招安和娱乐化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平民化带给当代文学的新质值得肯定。例如，平民生存伦理的合法性，有助于深入体认乡村基层权力政治的复杂性，为更深层次的反思或批判奠定了基础；而当代小说所积累的丰富的叙事技巧，以及勾连现实与历史的叙事经验，也强化了小说讽刺、解构和反思的技巧和力度。

　　当代小说暴露出的问题及其收获，充分说明了平民文学中思想在场的重要意义。文学的使命不只在于历史想象和呈现庸常的生存现实，还在于超越“生命意志/生存伦理”二元结构，在灰色生活中投入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之光。可堪告慰的是，知识分子传统从未退场；而新世纪以来，更多作家开始重拾知识分子主体自觉，平民价值观与审美的优势被更多挖掘。这一趋势体现在世纪之交兴起的打工文学以及其后的底层写作中(后者更强调作为亲历者写作)。这类写作勾连了乡村与城市，农民(农民工)旺盛的生命力、粗粝坚韧的生存方式，给孱弱的城市(包括城市写作)带来了“异质”；同时，他们以幽默、达观、坚忍化解苦难的姿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之流中生命意识的闪光(如对梦想和底层道义的坚守等)，都构成了这类小说独特的美学张力。

　　“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则体现了平民经验与知识分子立场的进一步融合。较之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在强调自身内在于平民群体的“亲历”身份的同时，更具备知识分子外在观照的自觉。从当代文学发展脉络来看，这是对平民生存境遇关注不断强化，对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重新召唤以及对新时期以来重虚构想象的文学进行反拨的综合结果。在轻质化的文学时代，这类坚守立场、下接地气、不断探索之中的写作，无疑标志着新世纪文学最初的收获和动向。

　　可以预见，平民及日常生活依旧是新世纪文学重要关切的对象，被暂时潜抑的生命意识也会以新的面目在未来的写作中重新出现。而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平民化趋向的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的体认，都是给未来文学乃至文化弥足珍贵的馈赠。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