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红十字救护队的故事(张宏图)

　　杨义堂的新作《抗战救护队》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这是一部描写抗战时期红十字救护英雄的长篇传记文学，全书30多万字，一问世就广受好评。评论家唐晓渡说，这部书在抗战文学作品中奠定了重要的地位。概括地说，这部书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塑造了一群独特而又鲜明的抗日医护精英，为抗战英雄画廊增添新的形象。抗战爆发前夕，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生理学系主任、世界著名科学家林可胜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毅然回国抗战。他召集协和的师生和旧友，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这支救护总队不断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了抗战救护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此，林可胜付出了妻女被害，与父亲决裂等代价。

　　还有护理专家、协和医院护士长周美玉把苦难中的祖国当作自己的爱人，坚决不去美国，一生没有结婚。钱东弈放弃到国外继承财产、当银行行长的机会，带着富家千金来到救护队，甘于贫困的生活，坚持从事战场救护工作。

　　这些专家教授与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八路军、民兵、儿童团甚至土匪等出身的抗日英雄都不一样。他们学贯中西，技术超群，有的本身是海外华侨，有的在海外多年，一听说日寇入侵，民族蒙难，就放弃自身的事业和优越的生活环境，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死扶伤，献出了自己青春的热情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其音容笑貌、性格特征、爱恨情仇，都将会深深地印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

　　二是《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全景式展现了中国抗战救护的历史，也是从战场救护的角度写就的抗战史。抗战时期，林可胜组建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后来，这支队伍辗转湖南长沙、祁阳，后又迁移到贵阳图云关，不断发展壮大，救护队达到150多个，人员3400多人，遍布中国的各个抗日战场。救护总队共救护军民890多万人次，培养军医两万多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他们积极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红十字会救护队员金茂岳等人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骨干，还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酝酿、组建和发展壮大过程，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遍布中国抗战的各个战场，甚至走出国门，组织了中印缅战场的救护工作。文艺评论家唐晓渡说，这部书不仅第一次记录了抗战救护的历史，而且从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悲壮历程，在同类作品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三是《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巨大支持，是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国际社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持。

　　奥地利医生肯特、英国女护士高田宜等一群外国援华医生，和白求恩一样都曾是参加西班牙战争的医生，也一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奉献出自己的专业精神甚至宝贵的生命。美国医学界人士成立医药援华会，发起“一碗饭运动”，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提供资金、药品和医疗器械。

　　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抗战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不仅捐助资金，还派出技工，开着汽车来华参战。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得到的海外捐助达6000万美元。在贵阳图云关，救护药品和物资堆积如山，有200多辆汽车每天运送医疗物资、运送伤员，给抗日将士带来了坚定的信心。

　　四是《抗战救护队》用广角镜头反映了这种正义与邪恶的对比。读者可以看到日军用飞机传播鼠疫，可以看到纽约第五大道上，美国大学教授及广大民众为中国抗战募捐的感人一幕。这种全人类反法西斯的斗争艰苦卓绝。救护队员们不仅在战场上抢救了上百万的伤兵，救助了无数的难民，还到和平村去为日本战俘治病。这种超越国家和种族的大爱，是抗战胜利的一大重要原因，也是人类和平的希望。

　　杨义堂此前出版过《大孔府》《大运河》两部长篇小说，和那两部长篇一样，这部书没有其他的技巧，而是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写法，把救护队发展的曲折和主人翁林可胜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挖掘出来，让故事说话，以人来写史，力争达到“文与史”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