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生活末端的人间大戏(孟繁华)

　　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说它是民间写作、底层写作都未尝不可。重要的是，《装台》的确是一部好看好读又意味深长的小说。“装台”作为一个行当过去闻所未闻，可见人世间学问之大之深。因此，当看到刁顺子和围绕着他相继出现的刁菊花、韩梅、蔡素芬、刁大军、疤子叔、三皮等一干人物的时候，我们既感到似曾相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就是过去的老话：熟悉的陌生人。

　　以刁顺子为首的这帮人，他们不是西京丐帮，也不是西部响马，当然也不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团体。他们是一个“临时共同体”，有活儿大伙一起干，没活儿即刻鸟兽散。但这也是一群有情有义、有苦、有爱有痛的人群。他们靠装台糊口没日没夜，靠几个散碎钞票勉强度日。在正经的大戏开始之前，这个处在艺术生产链条最末端的环节，上演的是自己的戏，是自己人生苦辣酸甜的戏。如果仅仅是装台，刁顺子们的生活还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们在大牌导演、剧团团长的吆五喝六之下，将一个舞台装扮得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各种“角儿”们粉墨登场，演他们规定好剧情的戏，然后“角儿”和观众在满足中纷纷散去。这原本没有什么，社会有分工，每个人角色不同，总要有人装台、有人演戏。但是，问题是刁顺子们也是生活结构中的最末端。他们的生活不是享受而是挣扎。

　　刁顺子很像演艺界的“穴头儿”或工地上的“包工头”。他在这个行当有人脉，上下两端都有。时间长了还有信誉，演出单位一有演出需要装台首先想到的就是刁顺子；他的弟兄们也靠着他养家糊口。在装台的行当中，刁顺子无疑是一个中心人物。但是，生活在社会结构末端的刁顺子，他的悲剧性几乎是没有尽头的：女儿刁菊花似乎生来就是与他作对的。刁菊花30多岁仍未婚嫁，她将自己生活的所有不如意都归结到“蹬三轮”的老爹刁顺子身上：她视刁顺子第三任妻子蔡素芬为死敌，蔡素芬无论怎样忍让都不能化解。她终于将蔡素芬撵出了家门；她也不能容忍刁顺子的养女韩梅，知书达理的韩梅也终于让她逐出家门远走他乡；她还残忍地虐杀了小狗“好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刁顺子面对菊花，除了逆来顺受别无选择，他的隐忍让刁菊花更加看不起这个爹。

　　除了刁菊花，刁顺子还有一个哥哥刁大军。这个哥哥是十里八乡大名鼎鼎的人物，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他终于衣锦还乡了。他的还乡除了给刁菊花一个离家去澳门的幻觉之外，还给刁顺子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烦恼。刁大军嗜赌如命，平日里呼朋唤友大宴宾客。糟糕的是，刁顺子经常被电话催去赌场送钱、去餐厅买单，一次便是几万。刁顺子的赚钱方式使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支付能力，每当听到送钱买单的消息时，内心的为难和折磨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刁大军在赌场欠了近百万赌资后连夜逃走，刁顺子屡屡被债主催促还赌债，这样的日子真真是千疮百孔、狼狈不堪。

　　当然，刁顺子也不只是一个倒霉蛋，他也有自己快乐满足的时候，特别是刚把第三任妻子蔡素芬领到家时，他饱尝了家的温暖和男欢女爱。但对刁顺子来说，这样的时光实在太短暂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体会享受，每天装台不止、乱麻似的家事一波三折，他哪里有心情享受呢。果然，好景不长，蔡素芬很快不知所终，刁菊花和谭道贵远走大连，刁大军病在珠海……读到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是琼楼玉宇，是高处不胜寒。在高处望断天涯路不易，那里的生活大多隐秘，普通人难以想象无从知晓；而陈彦则从人间烟火处看到虚无虚空，看到了与《好了歌》相似的内容，这更需世事洞明和文学慧眼。

　　看过太多无情无义，充满怀疑猜忌仇恨的小说之后，再读《装台》有太多的感慨。刁顺子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当然有关系，尤其将他设定在“底层”维度上，我们可能有很多话可说。但是，看过小说之后，我们感受更多的还是刁顺子面临的人性之扰，特别是女儿菊花的变态心理和哥哥刁大军的混不吝。刁顺子一味地无奈、忍让，几乎没有个人生活，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宿命。我更惊异的是，陈彦对这个行当生活如此熟悉，顺子、墩子、大吊、三皮、素芬、桂荣等人物或粗鄙朴实、或幽默狡诈，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当疤子叔再次见到病入膏肓的刁大军时，他的眼睛一直在刁大军的脖子、手腕、手指上游移，那里有金项链、玉镯子和镶玉的金戒指。疤子叔的眼睛“几乎都能盯出血来了”。寥寥几笔，一个人内心的贪婪、凶残形神兼具。于是，当这些人物在眼前纷纷走过之后，心里真的颇有失落之感。

　　好小说应该是可遇不可求，这与批评或呼唤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不知道将在哪里与它遭逢相遇，一旦遭逢内心便有“喜大普奔”的巨大冲动。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就是这样的小说，这出人间大戏带着人间烟火突如其来，亦如飓风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