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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叙事,写实的还是寓言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11日09:29 来源:中国作家网 徐 刚

  当代文学中的乡村题材一度非常重要,这得益于浓厚的写实主义传统中对总体性中国叙事的把握。比如“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便与彼时城市题材中革命意识形态与个人消费主义之间的冲突、工厂题材中经济建设两条路线的斗争一道,呈现为总体性的中国问题。而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也与此类似。通过高晓声、路遥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嬗变,见证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最近,方方和石一枫的重要作品,也在写实的意义上把握时代痛点,而获得广泛的影响力。

  然而,总体的乡村叙事正渐行渐远,当代文学对乡村的隔膜也日益明显。不得不承认,以写实的方式在总体意义上把握中国叙事的形式正在逐渐失效。面对写实主义的消隐,如何超越既有传统,使乡村获得新的文学表达,成为当代作家正在尝试解决的问题。比如最近几部重要的小说都在借助乡村叙事的外壳,脱离开写实主义的方式,而以“寓言化”的外在策略,讲述乡村故事。借此当然可以获得一些更微妙深邃的意蕴,但就其内在而言,所创作的又是与真正的乡村毫无关联的故事。

  我们知道,寓言具有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特性,它在形式上是离心的,结构呈现为一种不完整的破碎的形式。既往以表现“总体性”为旨趣的向心性的写实已难以把握当下的现实,而寓言因其离心性、碎片性,其实更适于表现个体的现代情绪和精神衰败。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获得将历史或现实生活加以荒诞、变形乃至扭曲的权利,或者用想象力“虚构”生活,重构乃至消解传统现实主义,进而获得一种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无疑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方式。因此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化是比较简单的,它相对于沉重的写实而言,是轻巧的,又是轻佻的。

  小说《炸裂志》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说”,其宏大的“义愤”式的批判,并不是在写实的意义上关切乡村。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不是细节的真实性,而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寓言性,它试图用一种概括式和缩减式的寓言叙事来囊括当代社会的整体形象。《炸裂志》被人批评较多的地方在于要表现的观念太多、理念的先入之见等,这些都影响到小说的叙事态度。它以乡村叙事为名,其实以寓言的方式建构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深度模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没有细节的真实作为支撑,所谓的更高精神追求、道义承担和主题升华,是否能够有效?

  如果说《炸裂志》是所谓“发展主义”的寓言,那么《我的名字叫王村》更像是一则现代/后现代的身份寓言。小说表面上写乡村,但却是致力于对异化结构中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小说讲述了一个荒诞的遗弃弟弟又寻找弟弟的故事,这个滑稽的过程,更像是现代主义式的“寻找自我的历程”。它呈现的乡村叙事尚不够丰富,让人感到无边的荒诞将叙事原本应有的细节草率带过了。乡村的故事很多时候成了虚有其表的外衣,作者的情感投注与其说是指向乡村,关乎一位失踪者的尊严和艰辛,不如说是指向自身的,悼念的是现代个人面对世界时的焦虑和无奈。

  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一种关切点的错位:自我还是外部世界,寓言的抑或写实的?当然,基于寓言的原则,展开主题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写作实验,这本没有问题,关键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为绵密细致一些,而不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彼岸的寓意便忽视此在的建构。毕竟,作品的气韵是在写实的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因此,寓言的突显和叙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寓言与写实有效沟通才是当下写作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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