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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沙中见世界——关于马犇的小小说(孙东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10日10:22 来源:吉林日报 孙东临

  这个题目与欧洲象征主义作家无关,而是我读罢马犇的小小说后所产生的印象。马犇是近年来文坛上的新秀,谈不到特别大的名气,首发于《海燕》、《天池》、《小说月刊》(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转发)的几篇作品却显露了他的头角峥嵘。

  这几篇作品是《裱画徐》、《莲花布鞋》、《修车王》、《许三》、《烧饼杨》。由题目就可以看出,写的都是些小人物,裱画的、穿布鞋的、修自行车的、拉板车的,都是些与“引车卖浆者流”身份不相上下的凡夫庸人。体裁是“小小说”,较之于小说多了一个限制词“小”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谋篇布局与“小说”无二。

  既然是小说,自然离不开人物、情节与环境,在这三要素中决定作品成败关键的当然是人物。掩卷而思,如果作品中的人物尚能浮动于眼前,恐怕就是作品的成功了。读过这几篇小小说,“裱画徐”、“修车王”、“烧饼杨”、“许三”、徐“老爷子”这几个小人物都浮动在眼前。所谓“浮动”,当然是因为他们都在作者所展现的环境中,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赋予了各自的鲜活性格。“裱画徐”这个裱画的行家里手,技艺高超,从不做假,但晚年时,几个歹人抓住了他的软肋,以去海外找他孩子麻烦的威胁逼他就范时,他只好昧着良心为其“借揭裱制假”。在他亡故后,那几个歹人竟然一一落网。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去一封信,告知他在赝品画内做了可以辨别真假的“手脚”,并且寄上了歹人的画像。他以自己的临终揭发还了自己一个忠厚老实手艺人的清白。《修车王》却是在一个迷离恍惚的环境中,塑造了一个沉迷于修车行当的修车师傅形象,手艺堪比解牛的庖丁,记忆良好而又手艺精准,为了满足自己的职业癖好,甚至有些狡黠。读罢的感觉是很难用一般的道德水准去衡量他。这,堪称是最不平庸之处——作者笔下的人物绝非苍白、平板、抽象,而是栩栩如生的生活中人物。《莲花布鞋》以一双印有莲花的布鞋为叙说的引子,“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也许潜藏着某种寓意,在徐老爷子的心目中,妻子是一朵圣洁的莲花,所以在其亡后,他竟然采用分身之术,幻作亡故的妻子,每天都与她煞有介事地“通电话”。读罢令人有一丝酸楚,同时不免想到元好问的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许三》叙说的是一个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故事:“半瞎”的主人公许三,一只与他“默契异常”的土狗,人与狗相依为命地蹒跚在坎坷的人生途中。“一路上,累了,许三会喊几声号子,土狗会跟着嚎上几声;兴奋了,许三会唱上一段淮剧,土狗便跟着叫个不停”。没想到歹人嫉妒许三,竟下毒手,毒死了土狗,许三再也找不到如此默契的土狗,接着世道变迁,许三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活计,结果他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消失了。平板车湮灭在历史的行程中,许三也随之湮灭在人生坎坷的路途上。谁会永恒地记住这位“半瞎”的许三以及他那条土狗?只能让读者忍不住一声长叹!《烧饼杨》比起上述作品,更侧重于以事说理,小说叙说杨老爹卖烧饼为淮城东门一绝,他过世后,儿子杨大、杨二虽然继承了父业,但各自摆摊,砸了杨老爹的牌子,弄得无人光顾,“只好到处干零活,饥一顿饱一顿的”。所幸祖屋拆迁,发现了杨老爹的“家和万事兴”的遗嘱,于是杨大、杨二共同重起炉灶,使杨老爹的烧饼重新辉煌起来。

  作者记叙和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些“引车卖浆者流”的小人物。他们既没有什么赫赫战功,也没有什么洋洋大作;他们既非圣贤,也非英雄。但是,没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小人物,社会照样无法运转,历史照样无法前行。

  诚然,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并非仅仅在于作者写了谁,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运用的写作手段。明谢榛评论《古诗十九首》时曾说:“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四溟诗话》)。读上述的几篇小小说,就感觉作者仿佛是在同我们唠家常似的娓娓说出他家乡的几个故事,没有对叙事语言精湛的把握,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当然,运用家常话般的口语写作绝对不是排斥文人书面语的使用,关键是运用得恰到好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就把口语与书面语有机地融于一体,做到了文白交融、雅俗共赏。其次,小小说并不能因为其“小”而凌乱不堪、毫无章法。至于什么样的章法,并无固定,如云在天,如水在地,行之所当行,止其不可不止而已。比如,《裱画徐》开头是因物及人,结尾是深化主题;《莲花布鞋》开头是由景切入,结尾是感慨抒情;《修车王》开头是解题入话,结尾是欲说还休;《许三》开头也是因物及人,结尾则是感慨系之;《烧饼杨》开头同样是解题入话,结尾则是皆大欢喜。没有胶柱鼓瑟的套路,全在作者运笔成篇前的灵感。

  作者曾经明言:“近来试写‘淮城系列’,欲以文学寄托乡愁。我把苏北老乡汪曾祺先生作为自己创作的‘精神源流’之一,我想真诚地用‘淮城系列’向汪老致敬。”初入文坛的年轻作者模仿哪一位先贤自在情理之中,这也许正是走上创作道路的必经之途。前汉著名赋家扬雄不是模仿同乡司马相如而成为“汉赋四大家”之一的吗?汪曾祺是作者的同乡,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由衷地期望:年轻的作者在汲取汪曾祺创作经验的同时,把自己锻造成苏北的又一个乡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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