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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重温香港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王禹微)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09日09:18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禹微

  十二卷本《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儿童文学卷》由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霍玉英潜心主编。该卷选录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在港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再现了1949年之前多元文化撞击下的香港儿童文学图景,为亲近早期香港儿童文学提供了可能。纵观全书,仿佛回到文学现场,贴近历史脉搏,生动清晰地感受着香港儿童文学孕育阶段在生存窘境中突破重围的勇气,以及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域获得充分话语权的力量。

  五四时期,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们发出“儿童本位”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北风南渐”为香港儿童文学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抗日战争爆发,儿童读物出版中心上海沦陷,香港成为了大批南来文化人的集散地。编者坦言,为了向中心喊话、为北返而铺垫,南来文人掀起香港第一场文化高潮。此间,香港儿童文学应运而生。30年代的香港儿童文学主要依附于报刊副刊,如《大光报·儿童号》《大众日报·小朋友》。直至1941年6月,香港第一本综合性儿童杂志《新儿童》半月刊创刊,南来文人许地山、吕志澄、鸥外鸥等积极为其投稿。《新儿童》发行量广,刊登的作品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深受小读者喜爱,是香港儿童文学的关键阵地。另外,《华侨日报》的“儿童周刊”、《星岛日报》的“儿童乐园”两家大报的儿童副刊以及《大公报·儿童园地》《文汇报·新少年》等陆续开辟。上世纪40年代成为香港儿童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编者对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的儿童文学作品,依据文体特征做了分门别类。除了一般儿童文学选集容纳的诗歌、童话、故事、寓言、戏剧,还增添了理论和漫画类别。诗歌部分占有较大比重,陈伯吹的《喇·叭·花》具有节奏鲜明的声韵效果,金近的《乡下麻雀》与吕志澄《聪明的家畜》表现为整齐有序的歌行体式,贺宜的《蚊虫闯祸》在意象顶针下缓缓推移,鸥外鸥的《大衣后面的门》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娓娓道来,诗趣盎然。童话、故事、戏剧部分,黄庆云的童话《鼠宝乘车记》将鼠宝拟人化,幽默感十足;童话《金手杖》卒章显志,故事《不做工的王新新》寓教于乐,都教育儿童勤劳务实;故事《小小》包含了无边的成人关怀;戏剧《补鞋费》关注童工,赞颂小皮匠随机应变的智慧。寓言篇幅短小、结构简单,但其内涵力透纸背、意味深长,例如《纸老虎》的哲思、《将死的狼》的警戒、《一条扁担》的追悔、《洋鸭和土鸡》的荒诞等。理论部分,曾昭森在《儿童教育信条》中,提出30信条主要探讨儿童的独立人格、儿童的教育中心、儿童的发展目的三点问题;再如《一九四九年儿童节日儿童文化工作者宣言》与《孩童宣言草案》,将“儿童本位”作为教育理念和追求目标。最具特色的漫画部分选取了丰子恺和麦非的四宫格连环画。两者都从儿童视角切入,展现了儿童游戏与玩具的微妙关系。

  从选录的作品分析,儿童极度缺少精神食粮的境况中,多数在港的文化人站在“儿童本位”立场,表达对儿童、童年、儿童文学的理解与关怀。但在特殊的文化角力前提下,香港儿童文学产生多种童年观的分歧。由此,创作取向也出现了相应分化。抗日及内战背景下,纯粹的“儿童本位”创作观往往在历史的漩涡中浮沉而沦为幻影。一旦过度的政治因素注入儿童文学的写作,作品将“戴着镣铐跳舞”,主题趋向于“成人主张”、“政治立场”。例如大朋友的《发刊歌唱》、亦夫的《小朋友周刊献词》、宋因的《十月天》,均表达了迫切的救国主旨;再如《弟弟失学了》《为和平而争》《尼泊尔王子如是说》《血红的国旗》等篇目,都是政治影响下成人创作者对“儿童本位论”的变体。霍玉英表示,编选这些作品,能真实地反映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情况,证明香港对华南乃至整个内地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作品的独特价值。首先,香港地处华南,该卷收录的部分作品本土色彩依稀可见,特定时空的特有情结往往会给作品打上时代烙印,使其成为“本土意识”的剪影。该卷将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儿童文学重新呈现,充分肯定其特有的价值。其次,香港的语言、种族、宗教信仰五花八门。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社会大环境对儿童文学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多元文化可以为儿童带来更深刻的社会认同,为儿童文学带来更丰富的写作素材,为本土创作带来焕然一新的发展面貌。

  重温黄金时代的香港儿童文学,不妨思考历史经验带来的启迪,探求当下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契机。在现代文明进程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热浪的冲击下,香港儿童文学新一轮的“黄金时代”或许就取决于我们对其本土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权衡与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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