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俊杰《梦摘彩云——刘勰传》：“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陈美兰)

　　缪俊杰的文学体传记《刘勰传》，不仅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古代文化名人形象，也为我们今天日渐兴旺的非虚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不过，传统的“质而不野”的史传原则仍然左右着作者，若能再加重一点艺术笔触，也许刘勰的形象会更具震撼力。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出现了无数为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名人，了解他们的经历与创造，正是我们认识祖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用文学形象化的手法，注入情感的体温，把古代文化名人“激活”，让他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现代人面前。

　　文学体传记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它可以运用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手法来处理题材，但它又不是历史小说，不能凭空想象、随意虚构，仍然需要严格的以 史实为据。所以，当得知缪俊杰承担了《梦摘彩云——刘勰传》的写作任务时，我开始真为他捏一把汗，因为对刘勰的传世之作《文心雕龙》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成就斐然。可是关于刘勰的身世、行踪所留下的史料实在少之又少。今人看到比较完整的资料就是唐代姚思廉所撰写的《梁书·梦摘彩云——刘勰传》，而这篇“传 记”也只有一千四五百字，况且中间几乎有一半文字是介绍《文心雕龙》的，对于传主身世、经历的介绍，真是惜墨如金，简之又简。要在这极其有限的史料基础上 处理好“史实”与“文学性”的关系，演绎成一部20余万字的“传记”，让距今1000多年的刘勰重新有血有肉、基本上不违原样地走进读者心中，这在创作上 得动多大的心思？探寻这个问题成了我决心阅读这部《梦摘彩云——刘勰传》的主要动机。

　　刘勰“生于宋，著于齐，官于梁”，属于我国古代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众所周知，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社会状况最复杂的年代。汉室已经衰微，中央政府解 体，各地士族势力群起割据，塞外内迁的胡人乘机兴乱，造成南北分裂。不断的社会纷扰，迫使西晋王室南迁，建都建康，是谓东晋，而东晋后传的宋、齐、梁、陈 则为南朝。这正是构成刘勰生活时代的大背景。时代背景的复杂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源，传记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历史特点，在刘勰极为简略的身世背后，用力在横 向拓展其生存的历史空间上下功夫。当然，作者不是呆板地、游离地堆积史料，而是巧妙地以刘勰这个人物的足迹为情节，横向铺写一些重要的历史情景和事件。传 记开始以少年刘勰的足迹——随父亲“出国”到北魏古莒国寻根问祖，展开了当时社会南北分治的缘由和现状的铺写。接着访曲阜拜见孔圣，又展开了儒家思想在当 时社会重要地位的介绍，揭示了刘勰自小接受、崇信儒家学说的社会基础。刘勰随家人返回京口，发生了建康朝廷之乱、作为越骑校尉的父亲应诏赴京，在平叛中阵 亡，少年刘勰命运发生重要转折，作者也据此铺写了自宋至齐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这种横向铺展的叙述策略，不仅增加了传记的文字分量，而且有意识地通过刘 勰生存空间的拓展，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中了解一代文化名人刘勰出现的时代特点及其命运的跌宕。

　　刘勰父母双亡，生活贫困无着，幸被高僧僧祐接纳，以“白衣”身份寄居于定林寺，在藏经楼开始了8年抄录经典、整理佛经的生活。这段经历史料记载 更为单一而简略，但它又是刘勰作为一位文化人成长、成熟的重要阶段，不仅“博通经纶”，同时更明确自己的精神信仰，“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传记作 者凭着对刘勰内在精神的深刻理解，着力揭示人物精神特征，以一种特殊文化氛围的营造，来“反射”刘勰的精神追求与坚守，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作品通过旁涉 佛教史、高僧传、地方志等史料，突出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在当时社会的兴盛景象。僧祐在弘扬佛教中的重要作用及崇高的社会地位；上定林寺高僧云集，成为南朝 万人朝拜的圣地……这一切，都被作者重笔描写，刻意渲染。这些史料的增写和文化氛围的营造，对刘勰精神特征的映衬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他日夜勤抄佛经、书写 碑文，长期栖身于浓重的“佛境”氛围中，更时时受到僧祐虔诚信仰的影响，但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改变“白衣”的身份随意“入佛”，始终没有动摇他“纬军国，任 栋梁”，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入世”人生理想。读到这里，我们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刘勰坚守理想的精神力量。尽管作者没有过多地编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曲折故 事，但通过文化氛围的烘托，已客观有力地呈现出正在精神上走向成熟的刘勰的人生选择。这是刻画刘勰形象的重要一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心雕龙》的写就，可以说是刘勰生命的最高峰，三十而立，“建德树言”，这当然成为《梦摘彩云——刘勰传》叙写的重要篇章，如何处理传主这一 重要的人生段落，对于曾撰写过《〈文心雕龙〉美学》的缪俊杰来说，确实需要缜密思考。是想象刘勰在5年写作过程中的有趣“逸事”，还是实实在在地介绍《文 心雕龙》的内容与成就？前者虽“虚”，却可能取悦于喜欢故事性的读者；后者过“实”，也容易使传记变成学术专著的翻版。作者在这里是颇费心思的，他处理这 段内容时，在孤寂写作的刘勰身边有意增加了两个人物的介入：一是定林寺的住持僧祐，二是齐国的当朝宰相、一代文坛领袖沈约。传记不仅写僧祐主动在定林寺为 刘勰提供衣食无忧的安静写作环境，而且详细描写僧祐在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过程中不时前来探望，与他探讨这部著作的总体构思和《原道》《征圣》《宗经》等 重要篇章的立意和内容。这样的探望和商讨，使学术内容的叙写充满温情和兴味；《文心雕龙》完成后，文坛未见反响，传记作者又通过“扮小贩挡于车前”的故事 写刘勰呈《文心雕龙》于沈约面前，受到沈约“深得文理”的赞赏，并在多次交谈中探讨了《神思》《风骨》等篇章的艺术观念与写作意旨，同时也描写了沈约对刘 勰才华的爱惜，刘勰终于获得“知音”的欣喜，这种情感交流也使学术内容避免了枯燥。作者正是通过刘勰与僧祐、沈约两人的交流辩对、刘勰自身的阐述、以及作 者“解读”等多种叙写方式，比较“情节化”又颇具“通俗化”地介绍了《文心雕龙》，突出了刘勰在“朝廷信佛，文学奢靡，形式泛滥，浮风日炽”的社会现状 下，敢于“抨击时风，力挽狂澜，弘扬儒学”的可贵精神，在解读中对其“崇尚儒学”的理论观点给予了必要的客观评价。这是一种“质而不野”的史传笔法，使这 部传记中最难处理的部分成为最有价值的篇章。

　　刘勰“官于梁”。传记作者遵循刘勰“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的人生轨迹，用较多篇幅忠实记叙了他自《文心雕龙》问世后的命运际遇。时 年40的刘勰因文才卓著受到梁朝宫廷的赏识，得以进入仕途，先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后更受梁武帝的器重，被任命为太子萧统的助手、臣僚，名曰“东宫通 事舍人”，最后还擢升为“步兵校尉”，负责太子的保卫并得以接近皇上。刘勰的这段经历可谓起伏多变，从走出寺院到官衙，清政施于民；又从基层官衙走向朝 廷，尽心侍奉皇族，这些经历无疑可以使传记的叙写旁涉更丰富的史料，挖掘更多的故事，事实也确实如此。传记的后面几章，似乎情节味更重。不过我也注意到， 传记作者在客观记叙刘勰进入仕途后的生活中，有意识突出了他精神上的两个“扭结点”，一是在当时儒、道、佛的激烈理论较量中，刘勰为了与信佛佞佛的梁武帝 “观点保持一致”，扭曲自己一贯崇尚儒学的主张，撰写了《灭惑论》以支持佛教；一是在昭明太子萧统失势后失去官位，回到定林寺，最终寂寞无靠，遁入空门， 皈依了佛教。这两个“扭结点”的把握，把刘勰形象刻画得更有精神力度，蕴含着人物无比深刻的悲剧性因素：一个“心存大志”期盼“入世”，愿为社会“任栋 梁”的知名文化人，却在仕途中无法真正施展才华、为社会效力，在权力支配下即使扭曲自己，最后仍被仕途所抛弃。从“入世”不成到无奈“出家”，一代杰出文 人最终在落寞中了却余生，这是刘勰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悲剧。作者在这两个“扭结点”的书写中，流露出痛惜之情，也深深感染着读者。

　　《梦摘彩云——刘勰传》的创作，不仅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古代文化名人形象，也为我们今天日渐兴旺的非虚构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启 示。不过，传统的“质而不野”的史传原则仍然左右着作者，使他这方面的笔墨还是略显平淡。若能再加重一点艺术笔触，将刘勰晚年遭际带来的身心交瘁、精神痛 苦刻画得更加充分、精细，也许刘勰的形象会更具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