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本色写人生

戴锦华：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日前举办的“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的颁奖典礼上，再次见到了戴锦华老师，我喜颠颠地跑上前去问“老师好”。戴老师则慈祥地摇着我的手说“好着呢，好着呢，我还欠你一顿饭呢”。然后，谈起欠饭的往事，不免提及欠下酒钱的孔乙己，引得众人一场大笑。

　　我 和北大许多学生一样，因为听了一门叫《影片精读》的课程，从此陷入戴锦华的电影世界不能自拔。200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北大理教203教室，我第一次 见识了戴氏电影课的魅力，在她女侠般的气场里感受到流光飞舞的电影之魅和文采飞扬的语言轰炸——戴锦华的语速极快，“迅疾得像一场风暴”，用艰涩幽深的术 语和绵密复杂的长句冲击你的耳膜，你的任何试图打断的企图都会淹没在她的语流之中，裹挟着你的思维把你带到预想之外的疆域，让你目瞪口呆。

　　我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的上课内容——比较费穆和田壮壮两个版本《小城之春》的差异。戴老师敏锐地指出：两个导演对周玉纹房间那盆兰花选择的不同，凸显了两 个导演在电影风格把握上的差异——费穆的兰花黑白阴暗了无生机，暗示了在战后衰败的世界里，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故事不可能有善终的结局；而田壮壮的 兰花色彩斑斓肥硕无比，这一场景设置产生了一种与故事衰败氛围极不谐调乃至相抵牾的效果。她坦率地指出，一部电影细节的设置与电影氛围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考 验导演的基本功的，因此，田壮壮的翻拍在整体风格的把握上是失败的。

　　我们在“不寻常”的戴氏风格的熏陶下，一步一步 学会了“看”电影。之所以用“看”字，是因为戴氏电影课总会涉及众多“看”电影的工具——文化理论。她为此常对远道慕名而来的同学说抱歉，“你们大多是抱 着电影梦而来，而我往往却要打破你们这个梦。”她笑道，“我知道，这些理论有许多同学虽然听不懂，但还是会冲着我的虚名继续听下去，而另外有一些同学将会 从此在我的课堂上消失。”我继续惊讶于她的预言：不少来“蹭课”的电影杂志编辑和电影节目主持人在听了两三节课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在 戴锦华看来，电影这个半自律的艺术形式，也无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 “装置”，况且它本身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理解电影必须建立 在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学会“看”电影就是学会“看”世界。因此，只要你跟随戴锦华的脚步，你就能学会从电影之内跳到电影之外来看电影。我们这些抱着到艺 术里逃避世界的人，在戴锦华的“洗脑”下，又重新跳出艺术的世界，再次换个眼光来看待并勇敢地直面这个世界。对此，她的博士生林品深有体会，“我曾经怀疑 过学术的意义，也一度迷失于娱乐至死，幸有戴老师的感召，将误入歧途的我领回了正道”。

　　后来我受北大出版社的委托整 理戴锦华的《后冷战时代的电影与文学》课堂录音，从而与戴老师接触频繁。某次课间，戴老师从讲台径直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整理我的课堂录音非常痛苦 吧？”我笑着说：“老师您说哪儿去了，这是我的荣幸。”然后她一脸愧疚的样子，“真是不好意思，我讲话太缠绕了，给你的整理工作一定添了好多麻烦，完事我 请你吃饭。”饭局就这么定下了，然后就一直欠着，多次提及却又美好地欠着。

　　戴锦华是一个响当当的女子汉，一点不可怜 自己，不偏袒自己，这源于她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能力。她深知如果自己去当导演或编剧，最多是二流的，所以她宁愿不做。她也深知自己内心的爱—— 对弱势世界之爱。她曾经有种冲动，想离开学校去和那些底层的人们在一起，但最终没有去。她坦承自己并不是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是因为她不知道方 向，不知道要把他们带向哪儿。她谦虚地说：“对于我，也许教书还会有点用。”她如此坦荡，如此放低自己，这让我把她与“夸大派”知识分子截然分开。

　　后 来才知道，戴老师在年近不惑之时，曾走过死神的门前。回想那段时光她不无唏嘘，“那时，我一下子意识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多么宝贵，意识到每天目睹太阳升起竟 是如此的一份奢侈。死亡再也不是一个哲学性命题，而是近在眼前，真正零距离。”“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理解懂得生 命的单纯。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也许正是由于疾病(隐喻意义上的)的惊吓，我们才会发现减法人生，在生命的嶙峋重石的叩击 之下，重新开启质朴的心门，坦然面对自我和世界，从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至此我们才深深理解了戴老师的学术与 人生的关联，明白了她经常在课堂上讲的那句话：我不去追求学术的纯粹，而是注重生命的飞扬。那些冷冰冰的学问对于她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学术不能有助于人认 清自己和世界，不能站在爱的一边，不能站在被侮辱和被欺凌者的一边，那么学术何为？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这是学术应该呈现给我们最美好的一面。戴锦华自认 “一生当中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做到了两点：一是拒绝自恋，一是拒绝悲情。”对于不可咎的既往，对于犹可追的来日，戴锦华有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式的无悔感言： “我还没什么未实现的梦想……好像如果明天死了，也没有太多遗憾吧。”

　　(张辉，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