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爱珍《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张林炫)

　　“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中期陆续传入中国，并迅速形成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毫无疑问，西方叙事学家创立的叙事学主要基于西方的叙事实践，所引用的具体材料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所以，它必然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它带给中国学者的，是理论根基的夯筑，更是研究思路的启发。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时而生。傅修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叙事学的‘现在进行时’，主要表现为从叙事角度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提到中国叙事文学传统，没有人不想到史传。在中国这个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史贵于文”观念由来已久的国度，史传对中国文学叙事的影响可谓深也，久也。所以，倪爱珍选择的这个选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这是一个老话题，老话题要想写出新意来，是不容易的。读完这本书，可以看出，她的挑战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阅读中，不时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愉。

　　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全面梳理

　　作者将史传界定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叙事范型”，援引米歇尔·福柯的话：“作为‘话语实践的拓荒者’，其作者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作品，而且生产构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作为自己思路的起点。她认为史传处于中国叙事史的拓荒阶段，作为文史共处的母体，生产了文学叙事的可能性与规则，并在后世的文学叙事中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虽然后来的叙事形式和功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却始终割不断与史传的血脉联系。她从叙事的体裁、故事、情节、视角、时间、结构、干预、人物、叙述者、叙述声音、审美倾向等角度对史传进行研究，梳理出这些要素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变迁历程。她所研究的一些问题，虽然前人也有很多讨论，但由于她是从叙事学理论的高度进行观照和分析，所以总是能提出一些创见。比如人人熟知的“春秋笔法”，她借助罗宾·R. 沃霍尔的“不可叙述事件”理论对其叙事学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春秋笔法”的本质即为叙述之外有叙述，也即“隐含的叙述”。明清小说评点中，它的内涵衍变为两种：隐含的叙述比外显的叙述更丰富，隐含的叙述否定外显的叙述。

　　从文本出发，探索中国叙事理论的构建

　　叙事学经历了从经典到后经典的发展历程。经典阶段创立的一套叙事语法非常适合于文本分析。但是正如前文所说，这个理论是根植于西方文本，所以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叙事文本，肯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所以削足适履式的研究经常出现。倪爱珍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照搬西方理论，而是从史传文本出发，首先对这种叙事范型的特点进行全面地研究，然后再进一步梳理它对后世叙事文学(主要是古典叙事文学)的影响，最后从四个方面总结在史传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叙事传统的特点，构建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的叙事理论，对西方叙事学也是一种丰富和完善。在其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后经典叙事理论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不仅进行叙事形式的研究，还研究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也就是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所说的“叙事之技”和“叙事之道”的问题。比如“预叙”，西方两位叙事学研究者热奈特和里蒙·凯南都认为在西方传统小说中很少见，因为它不适合制造悬念，所以不受作家欢迎。但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却特别多。倪爱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源头要上溯到先秦时期以《左传》为代表的史书中。春秋时期的预占文化特别发达，而史书撰写的目的又是劝诫教化，这导致了其只记录应验的预占，形成了“预言—行动—应验”的叙事模式，也因此而产生了“预叙”。这些预叙都发生在故事层面，预叙者为故事中的人物，而不是故事外的叙述者。它并不是一种叙事艺术，而是一种叙事内容；其目的不是审美，而是教化。后世文学中的预叙一方面继承了史书，另一方面又受到特定时代氛围的影响，在形式和功能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多维度比较，让研究更深入

　　多维度比较是这本专著的一个鲜明特色，包括中西比较、古今比较和跨学科比较。中国叙事传统的提出本就是在西方的对照下提出的，所以比较是必需的。比如中西方叙事的主要源头，一为史诗一为史传，一为虚构型一为纪实型。作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对史传这种纪实型题材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论述。因为要从历时维度梳理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历程，所以古今比较法有利于清晰地描画这一变迁的轨迹，而且作者的有些比较可谓独辟蹊径，比如将《战国策》中的拟托文与现在的新历史小说进行比较。此外，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比较也频频出现于书中。从文史不分到文史异辙，叙事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君子曰”，在后世史书和文学中都有广泛应用，但形式和功能是不同的。

　　总之，作者的研究一方面立足文本，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绝不凌空蹈虚，另一方面又能跳出文本，进行理论地概括与提升，使中国叙事理论的构建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