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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城乡对立的全球化想象(徐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04日08:27 来源:中国作家网 徐 勇

  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虽然表现的是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展现的却是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认同这一复杂问题。  

  全球化虽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却改变不了因空间差异而造成的深刻冲突。事实上,随着空间距离的日渐缩短,文化认同上的冲突反而可能被凸显和放大。在这里,全球化进程的“快”与文化认同的“慢”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关系。

  东西向来有自己的文化上的自觉,他始终在一种看似悖论的“走出南方”的南方写作中展开他的思索。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在《篡改的命》中,东西 尝试在一种独立的封闭的南方语境中来表现全球化时代困扰中国农民的命题:当空间上的流动已经不再成其为障碍的今天,空间上的差异及其存在的意义何在?小说 虽然表现的是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展现的却是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认同这一复杂问题。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汪长尺的农村高三毕业生因高考填报上的“失误”而导致人生命运不断受挫,以至于到最后,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下一代命运的重写。就汪长尺努力的结果来看,显然,他成功了。他不仅成功“篡改”了儿子的命运,也顺带“篡改”了自己的后世。

  小说中汪长尺改变自身及下一代命运的努力和执拗让人触动,但也让人疑惑:农民的出身就真的卑微,而非要改变吗?假使汪长尺真的考上大学走向城 里,结果会怎样?“到城里去”在文学史上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从徐改霞(《创业史》)、田保根(《苍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到宋佳银 (《到城里去》)等等,都是“到城里去”的农民的典型。让人悲叹的是,他们“到城里去”的路艰难曲折,不断地在城乡之间游荡、徘徊。这也是汪长尺的父亲汪 槐竭力阻拦汪长尺的原因。对于汪槐而言,“到城里去”的最好途径是考上大学。但通过考上大学进入城里,就真的能够成功并获得城里人的认同吗?方方的《涂自 强的个人悲伤》和孙频的《同体》《假面》与《无相》让我们看到,对于农民而言,走向城里并不像汪槐想象得那么容易。

  即使如此,《篡改的命》还是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考。这种思考集中表现在作为农民的原罪意识以及成为城里人的文化自觉。对于东西的主人公们而言,成 为城里人,首先意味着一种文化身份,而不仅仅是在城里站稳脚跟。汪长尺身上集中体现了前面提到的两类人——通过打工和读大学而改变农民身份的人的命运。他 开始也想通过高考走向城市,但他的这一梦想破灭了,不是因为他填报志愿时的“幽默”,也并非他不努力,而是因为招生制度中的腐败现象。因此,对于他那样一 个没有背景的农村高中生,要想走向城市,就只剩下打工这一条路。汪长尺有头脑、善钻营、能吃苦,他在城市虽然遇到讨薪、摔伤等挫折,但经过不懈努力,还是 获得了一定的成功,逐渐在城里站稳了脚跟。那他为什么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要“篡改”儿子汪大志的出身呢?大概是原罪意识在作祟。汪长尺命运的悲剧性根源正 在于,他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的后天的命运,对于他先天的农民出身,却是无能为力,也不可能有所改变的。

  汪长尺是自觉的。他不想重复父亲的命运,也不想发生在他身上的悖论延续到后代身上。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汪长尺不想重复他的父亲汪槐,就 连讨薪的方式方法他也不想重复,结果他不仅方法重复,命运也重复了。”他十分清楚,即使他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但他作为农民的文化身份是无法改变的,他的 儿子也不可避免地永远打上农民的儿子这一烙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不惜以自己身体的死亡来换得儿子命运的改变,因为只有这样他儿子的农民身份才能彻底 抹消。汪长尺的这一“惊人之举”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农民身份的深深绝望。

  在东西此前的文学写作中,空间上的全球背景,使得他的主人公们往往具有了全球化的维度。《伊拉克的炮弹》中,通过电视,中国南方的一个偏僻的村 庄(谷里村)同万千里之外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了联系;《目光越拉越长》则把农村小孩马一定被拐卖的命运放在柳州和全球化大都市广州这样一个空间关系中表现。 就时空关系的角度而论,这两篇都是一种开放结构式的小说,但在《篡改的命》中,东西则采用一种完全封闭的方式,主人公们虽往返于乡村、县城和省城之间,但 其实只是重复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空间位移。这样一种封闭空间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是一部具有高度隐喻和象征的小说。

  这种象征性,不能仅仅从城乡之间文化冲突的层面加以理解,因为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并不仅仅指涉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它更是多重矛盾的显现。 汪长尺命运的艰难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文化认同的问题,更是全球化时代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背后不仅涉及到一系列诸如现代/传统、文明/愚 昧、西方/中国、进步/落后等等的纠缠,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心化与边缘化冲突的反映。在这里,多重矛盾在两代人的身上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呈现。

  小说中,黄葵的被杀同汪长尺的悲剧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他们是高中同学,都不想重复父辈的命运,最终却发现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已底定,容不得“篡 改”。黄葵虽经营“环太平洋贸易公司”,其实所从事的仍不过投机倒把抑或黑社会性质的帮会。黄葵的失败,也是《伊拉克的炮弹》中主人公的失败:他们以为在 小县城或偏远的农村,通过电视的观看或名称的变化就能获得全球化的想象,其实不过是虚妄。全球化虽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同质空间”的文化想象,但更是空间的 差异、等级及其不平等的表征。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故而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一悖论对于汪长尺也同样。他一厢情愿地以文化人的身份想象自己是一个城里人,却发 现这背后横亘着数十年来形成的鸿沟。他不想重复父辈的老路,却发现方式方法不同,结局却是一样。

  汪长尺的进城史既不同于他的父亲,也不同于其他村民,比如张惠。张惠的进城史就是通过赚钱而成为一个具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而对于汪槐来说,进 城则更多为了光宗耀祖。汪长尺的进城史则具有另一重含义。他以一个知识文化人的身份进入城市,却只能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显现。这样一种落差,决定了他想象 自己是一个城里人的虚妄:城市接纳他或者说赋予他的,只是他的体力劳动者身份。汪长尺的痛苦源于他的知识身份和体力劳动者的差距,他虽有意区别于父辈或同 辈打工者,但仍只能承受他们的遭遇,某种程度上,身份意识的觉醒成为了他痛苦和悲剧的源泉。

  全球化虽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却改变不了因空间差异而造成的深刻冲突。事实上,随着空间距离的日渐缩短,文化认同上的冲突反而可能被凸 显和放大。在这里,全球化进程的“快”与文化认同的“慢”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关系。这或许就是作家东西在后记中特别强调的快与慢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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