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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的现代启示录(张耀荣)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03日15:15 来源:羊城晚报 张耀荣

  十年前,当时我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社长,饶公通过陈韩曦先生把出版选题即《梨俱预流果——解读饶宗颐》交予我。我有幸接触到饶公学艺双馨的丰硕成果,惊喜万分,无限感慨自豪:岭南文化竟然能够孕育出生命力如此旺盛的“集学术与艺术于一身”的旷世之才,绝对了不起!我期望上述作品出版之后,能看到一部全面反映饶公成长及其学艺双馨的传记,以昭告世人,我们这个时代,中华文化能够孕育出影响并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学术大师、艺术大师。

  今天,陈韩曦先生耗十年光阴,收集资料、频繁访谈、孤灯兀坐,除了专注于收集整理、编纂出版饶公12部学艺成果的同时,完成了27万字的传记《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于2015年10月由南方出版传媒旗下的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后学的陈先生,在公务繁忙之际,能够以这样的篇幅驾驭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生涯,全方位展示饶公的学艺思想及其成果,最终得到饶公的首肯,成为饶公传记的权威之作,可敬可贺!   

  饶宗颐

  ——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师

  2006年12月14日,《梨俱预流果——解读饶宗颐》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庆祝饶宗颐九十华诞的活动中首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高度评价饶公是“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师”,“而且博贯中西,文通六国”。他提出,“给饶公最好的礼物,是学习他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不知老之将至的求知欲和永无尽头的创造力;是学习他尊重传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是学习他沉着深思、不求速成、朴实无华的学风;是学习他爱国爱民,‘立根本,识大体,通大义’,把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博大胸怀。”当香港大公报记者问及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时,许先生回答:“就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显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后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次年春在北京的两会上,当羊城晚报记者再问及此问题时,许先生补充说:“我说五十年还说短了。”

  2010年8月6日,饶公赴敦煌出席“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及“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展”取道北京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京会见饶公;接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分别在香港(2011年8月18日)和北京(2015年4月27日)两次会见己届期颐的饶公,均给予饶公高度评价。

  国家领导人对饶公的嘉许,表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代国学旗手,需要不断把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推向世界。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师,陈先生从饶公学术与艺术两个方面呈现:一是学术上,陈先生参考季羡林的分类,列出12个学术领域,即经学、宗教学、佛学、文学、词学、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华学、修养,每一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二是艺术上,诗词书画样样精通,而且有很高的造诣。诗词如季羡林所说的“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情感”。书画“正以立意、奇以用笔”。这些学艺的每一个领域,饶公都做得最前沿、最深刻、最创新。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说的:“饶公继承了我们传统文化最精致典雅的一部分。他研究之广、学问之深,古今一人而已。”郑先生在赏析饶公创作的国画《布袋和尚》和《青城山水》时,这样评价:“饶教授以儒生本质,寄情释道,不仅见诸其画,亦可见诸其书。俗谓书画同源,诚非虚语。以此观之,饶教授之画,其内涵又非‘学者画’所能包容了。”

  饶宗颐

  ——东方文化坐标

  何谓东方文化?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以人类文明史上从未中断过的、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我以为,从传统看,中华文化核心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化思想,可谓“三教九流”,“三教”指儒释道,为公认之主体;“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中收录诸子189家,但最重要的是九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九家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都有变化,因此实际上是泛指。二是文学艺术,主要包括诗词赋、琴棋书画,还有散文小说。饶公不仅在儒释道方面,而且在诗词书画方面全方位、跨文化地传承创新发展。

  饶公的学艺,正是从东方文化的主体最精致、最典雅部分切入,展开他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探索。从中华大地到亚洲的日本、印度、新加坡诸国,从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各国到北美洲的美国,从不同文明、文化、文字、文物的比较中,皓首穷经。他深信,东方文化是世界的,而且一定是可以使世界不同文化相生共荣的优秀文化,一定是可以复兴长盛的“孤本”文化。

  如佛教,饶公认为,中国的禅宗“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艺术”。陈先生在第七章写道:印度是一个宗教王国,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等六大宗教。历史上,玄奘没有到过印度南部,法显也只去过西南部,而饶公到了印度的中部、南部、东部,比玄奘、法显涉足之地更广。玄奘、法显都说印度好。饶公认为,他们是站在佛教立场上,排斥外道,未能深入了解印度本位文化。饶公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看印度,两边都不偏袒,这有助于他在学术上深入,在比较中发现各自的特点和内在的逻辑、规律。陈先生引《饶宗颐学述》一段精彩的分析文字——“我到印度后才看到,很小的一个洞,只一个人可以坐进去打坐”,“是一种苦行”。“印度人就折磨自己,并不是讲讲,而是长时期的苦行”。“禅宗在中国成为一种生活上的艺术,这同印度是完全不相干的,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对禅的看法,是看重它另一面中的生活艺术,譬如它那种语言艺术”,“能创造一种新的意境,所以文人很喜欢它”。“想不到禅宗的语言机锋,到了中国文化里头,变成文学艺术”,“变成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味精,开拓了一条大路”。修行人并不认为禅宗就是艺术,“譬如说当代有几个大师,如印顺、如圆瑛、如虚云,都相信修行”,“他们都主张信、愿、行的。但这种主张在中国并不流行,因为中国人不太喜欢修行”。“在印度,人们觉得为人那么苦,苦得那么厉害,所以要修行”,“寄希望于来世”,即通过修行使来世顺顺利利。中国人认为,“现实都讲不清,哪里去管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全世界的宗教都讲死后的事情,包括埃及、阿拉伯,他们瞧不起前这几十年,很勇于牺牲”。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古老的国家和民族要研究“身后”的哲学,即使是研究“生前”,践行信、愿、行,也是为了“身后”。陈先生接着写到,印度人的现世生命寄托于梵、佛之中,要获得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欢乐必须修行。用苦行来使自己身心磨难,以实现净化自己的灵魂。相对于印度人,中国人更重于“人生”,中华文化关注人的生存和价值。中国以儒家之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之信仰。佛教能进入中华文化并被改造,是因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和凝聚力。这是对比各国语言、文字、文化之后,饶公得出的结论。我以为,这一结论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定的自信心和文化修复能力。

  如史论,陈先生在第九章写道:饶公认为,中国史学非常注重道德问题,并以一贯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他赞成正统论,认为历史是讲纲纪的,这是国家立国之本。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正”与“不正”的纷争,大家的立足点不一样,观点也就各不相同。饶公特别强调,做学问最基本的态度应从道德出发。尽管王莽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位15年也算一个皇帝,在检视王莽的一切行为之后,饶公认为,王莽是反道德的,良知告诉他,王莽史不能受到尊重,于是放弃给王莽独立出一本《新莽史》的打算。饶公这一公正的史学观,应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

  如治学,陈先生在第十三章写道:饶公治学有三个特点。一是渊博。季羡林先生把饶公著述分8类。从台湾新文丰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看,已超出8类,前述列了著述12类,再加上书画艺术和潮学,就是14类。饶公不仅精通汉语,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以及梵文、希伯来文。许嘉璐先生说他是唯一精通三藏(儒藏、道藏、佛藏)的大学者。二是求精。他做学问的特点是文与物互证、史与论结合。他既继承了清朝“开国儒师”顾炎武“治经重考证”的方法,又继承了清代朴学“证据周遍”的方法,还借鉴日本学界“小题大做”的学风。《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是最典型的求精之作,饶公收集整理了从春秋到明清各朝代有关正统论的材料,对历史上正统观点的产生、变化进行是非高下的科学对比,揭示史学中正统论精义的主要价值。三是新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饶公始终置身于20世纪学术潮流的前列,沿着20世纪学术研究最初的“信古”到“疑古”再到“证古”的路径探求学问。其次是创新。他从多个老学科的边缘切入,开辟出新的支撑点,产生新的学科,如比较史前文字学、悉昙学、潮学等。在国际上堪称三大显学的甲骨文、简帛学、敦煌学,饶公都是学术上的开拓者和重要推手。

  如书画,陈先生在第十四章写道:2001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举办“古韵今情——饶宗颐书画展览”,他成为该馆首位举办书画个人展的画家书法家。古韵今情,揭示了饶公的艺术创作风格。饶公在展览《小引》中谈到对书画创作的感受:“余正以治学之方治画,于画派则究源通变,于书法则穷高极深,以植基深厚为先务,而后转益多师。”

  如养生,陈先生在第十七章叙述了饶公全方位的养生秘籍。一是采集养生哲学。饶公认为,养生的正道需要营造“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的方向努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儒家所提的“礼乐”来维系。因为“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人与人之间的相安有待于礼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待于乐来调节。“礼乐”二者,是求安的最好工具。《汉书·艺文志》把《乐》放在前面,乐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和”使人心情愉悦、襟怀坦白,此为养生要诀、至寿之道。饶公采用道家的“顺”来安顿宁静的精神境界,用庄子“顺”的做法与瑜伽相结合,创造一套养生模式。二是采用卧、坐、走三结合的锻炼方法。卧是卧在床上,将身体摊平,双手、双脚互相摩擦,然后双盘大腿,头部做支撑点抬腰,让腰身置空,抬身为动,停留为静,一动一静锻炼腰椎及腰肌。这项锻炼使他不会出现老年人的弯腰驼背。坐是指打坐。双盘大腿时,饶公惯用“五心向上”法,即两掌心和两脚心向上,自己的心也向上。这使他练出一种气贯神通的心态,养成注重生活的自然和心态的自在。饶公每天早上7点起床后,用半小时打坐安静冥想,然后喝茶吃早餐。走是指走平路、走宽路。三是采取腹式呼吸法。用腹部自由伸张呼吸,好处是,人平时用脑,血聚在脑上,用腹部呼吸,可以调节心脑之间的血液循环。四是饮食有节、清淡。早餐多是吃地瓜和面包;午餐、晚餐有蒸鱼、肉饼、红烧豆腐、生菜,每餐必定喝清汤、吃一碗米饭。没有忌口,不吃参茸、虫草、燕窝等滋补品。五是讲卫生、晒太阳。这种起居有律、心态平衡、不吃太好、不吃太饱、坚持运动、动静结合的养生功夫,使百岁高龄的饶公读书、写作、绘画能够很快集中精神,进入创作佳境。饶公这种养生观,不仅从饮食、运动和心理的角度出发,而且还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这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我们借鉴。

  饶宗颐

  ——开启“文艺复兴”新时代

  饶公在20世纪皓首穷经之后,没有忘记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这充分体现了饶公的国家意识、民族大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陈先生在第十一章述及。

  2001年11月2日,饶宗颐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做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的演讲,他提出:基于多年来考古的丰富发现和古代文化经典的全面整理,应重建“经学”,“我亦曾多次提到未来的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和整理,是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地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前人生命点滴的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饶公展望:“现在已经正式进入2001年,我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是15年前饶公吹响的号角,党中央早已发出号召。我们高兴地看到,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已经积极响应。2003年立项以来的《儒藏》编纂和出版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饶公作为顾问,为这一宏篇巨献助振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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