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纪事(遆存磊)

《杂草的故事》 (英)理查德·梅比著 陈曦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凯尔特民族曾以荨麻肉汤和野生大蒜为主食；英国中部地区的农民则喜欢嚼酸模柠檬味的叶子润喉解渴；约克郡的人会用椭圆叶蓼简单的叶子制作祭奠菜肴；而打仗和收成不好的时候人们几乎什么都吃，哪怕是长满刺毛的猪殃殃也能当食物。”

　　这是英国的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里所述，让我想起中国明代王磐撰《野菜谱》，也提及猪殃殃，其得名，“猪食之，则病，故名。春采熟食。”猪吃了这种野菜会生病，为何还要“春采熟食”，原来是为了贫民应对饥荒时的参考，故有韵语云：“猪殃殃，胡不祥。猪不食，遗道旁。我拾之，充餱粮。”这种野菜被视为不祥之物，猪尚且不愿食用，而饥民却要采摘以做果腹之用，辛酸之状豁然。两者并置一处，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普通民众与野草的因缘并无二致，平日与它亲近，饥荒时，更是以之为救命“草”，夙缘匪浅也。

　　由此，窥一斑而略知《杂草的故事》之取向，杂草虽小，却与人类及文化息息相连，须臾不可分。杂草之“杂”，标示着其频遭打击的运命，不过其生命力之顽强，处处令我们惊叹。扯不断的纠葛，跟随着人类的历史，也跟随着杂草的历史。

　　杂草之能以弱小之躯生存，“最有利、最能傲视其他植物的生存武器，是时间。要在长久的动荡中依旧生生不息，要么得生长迅速，要么得耐得住等待”。理查德·梅比用了一个比喻，“仿佛是从神话中得来的力量”，杂草的种子潜伏土中几百年仍能活过来，因此“它们熬过了冰河时期，经历了农业革命，挺过了全球革命”，当然，它们还要能够挺过人类的割刈、消除等诸般折磨。

　　杂草的生物学意义自不待言，它之进入人类文化也是颇具意味的。如莎士比亚在戏剧中频频引入各种野草，参与情节的构成与角色的塑造：《李尔王》中写疯了的国王，“高声歌唱，头上插满了恶臭的地烟草、牛蒡、毒参、荨麻、杜鹃花和各种蔓生在田亩间的野草”，以这些野草编成头冠，真是恰切表明李尔王的疯态；《仲夏夜之梦》中，“我知道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兰，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将这些不同节令、不同环境下的植物放到一起，莎翁的用意是微妙的，耐人寻味。如此的援引，中国文学更是有着悠久的传统，屈原在《离骚》里吟哦；“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芷芜秽。”以香草的变化来表达自己的身世及理想之哀痛，影响了后世太多的诗人。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以夫妻蕙和并蒂莲上演了一出趣剧，算是插曲吧。

　　野草之文化象征意义还是美的，但一旦进入实用领域，味道就变了。其中，药效形象说颇为离奇，看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家威廉·科尔斯在《伊甸园的亚当，或自然的天堂》中的妙论：“三叶心形草的得名不仅因为它的叶子呈三角形，很像人类的心脏，还因为每片叶子都含有一个完美的心脏图像，颜色也是血肉之色。红花琉璃草的外观与猎犬的舌头相差无几，并且如果你把它放在脚底便可以束缚住猎犬的舌头，使它不会冲着你狂吠。”看着甚是荒唐，不过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鲁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曾在《父亲的病》里讽刺过中医的用药，为何用梧桐叶，“‘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以气感气，所以……”可以说，中西在此扺掌言欢。

　　《杂草的故事》所言甚多，但大抵未逾其变迁史，野草与人类相互纠缠的恩怨来路。如此看来，读杂草的故事，亦是对我们自己过往的回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