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纪晓岚,是我写作《旷代大儒——纪晓岚传》的初衷。
纪晓岚是在清代正史和野史里都很风光的人物,然而,正史里的笏袍显宦,不是真实的纪晓岚,野史里的滑稽大师,也不是真实的纪晓岚,至于当代影视剧中的“戏说”种种,更是把他弄得面目全非。
我喜欢这个人物,首先因为他是我的乡党,我从小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当然那些故事也差不多全是“戏说”。
纪晓岚被“戏说”,实际上从他的同时代人那里就已经开始了,清人的很多笔记,如英和的《恩福堂随笔》、张培人的《妙香室丛话》、梁章矩的《归田 琐记》、昭梿的《啸亭杂录》,陈康祺的《郎潜纪闻》《燕下乡脞录》,徐锡龄的《熙朝新语》、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初编》、钱吉泰的《曝书杂记》等等,都不 无夸张地写到了关于纪晓岚的许多异秉和奇闻轶事。比如说他是“火精转世”,以肉为食,不食谷类,烟枪巨大,还有他的风趣幽默,连皇帝的玩笑也敢开,还有他 的好色,他的博闻强记、属对机敏等等。在世人的眼中,纪晓岚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种形象。由于他的一些小节被夸大成了他人生的全部,离他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 所以有人评价纪晓岚是一个“世故老人”,或者干脆说他是一个拍马的高手,而且一度按照“御用文人”来给他定性。
纪晓岚在清乾嘉时期居于高位,负有盛名,学问淹通,正如同许多名人往往被人“造神”一样,时人和后人对纪晓岚的种种“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喜爱。而当代影视剧的“戏说”,也使他成了一个在当代妇孺皆知的人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主编40卷本的《纪晓岚全集》,我开始了对纪晓岚的研究,作了一些功课,除通读了他全部著述之外,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乾嘉档案中艰苦爬梳。
有一次在检索纪晓岚的奏稿时,意外发现了他的一份奏章,大意是,某日退值,有人拦轿献书,匆忙翻阅,其中多有悖逆字句,已将献书者移送有司问理 云云。这让我出了一头冷汗。这个献书者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在文字狱甚嚣尘上的年代,绝对是“在劫难逃”。纪晓岚自己也制造文字狱,这让我想了很多。从那时 起,我发愿要写出一个真实的纪晓岚。
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与贡献自不待言:他总纂了《四库全书》,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写出了《阅微草堂笔记》,乾嘉时期,他始终是执官 方学术牛耳的学问宗师。他为官一生,清正廉洁,不与权臣同流合污,一件棉袍穿了七八年。“文革”中他的墓被挖开,里边除了书,没有一件像样的随葬品。
按照一般的理解,纪晓岚似乎是一个“不倒翁”。除了乾隆三十三年他因漏言获遣乌鲁木齐,他的官场生涯一直是顺风顺水,无灾无难到公卿。
纪晓岚是在乾隆时期文化专制最残酷的一片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馆”的,有清以来的文字狱,到乾隆朝,达到了最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思想犯 罪”引入法律惩治的范围之内,乾隆朝是为发轫。其文字狱的株连,也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四库》开馆期间,发生了50多起文字狱案,大多是从修书 得到眼线。和纪晓岚一起担任总纂、总校的大员,或被吓死、或被罚光了家产,除纪晓岚以外,几乎无一人得到善终。虽然纪晓岚本人曾几次被牵连进文字狱,颇有 几番险象丛生,也曾被多次记过,出资赔写讹错书籍,但他总算是挺到了最后。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被异化、被扭曲是难免的。官场上,纪晓岚以“守口如瓶”为座右铭,生活中,他开起玩笑来又多口无遮拦。他对和珅之 流的权臣从来是白眼相向,从不与之同流合污,很有棱角,但他谢恩的奏章和与皇帝唱合的文字又绝对的美轮美奂。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但笔记中对官场的讽刺又 入木三分……他是一个矛盾人物,他的性格中有太多的“两面性”。
细读纪晓岚的笔记小说,还有他的诗、砚铭和器物铭识,发现这些文字里才若隐若现地藏匿着他的“真身”。
从纪晓岚身上,我也发现了清代皇帝“创新”御臣之术的成功之处。清前期帝王有一个共识:为了让士子肝脑涂地地为皇帝服务,必须把士子改造成俯首 帖耳的奴才,甚至不都让他们过于注重自身修养,因为这会妨碍他们成为皇帝绝对的顺民。雍正皇帝曾提出一个观点:“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 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雍、乾两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受到皇帝的严厉打击。纪晓岚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恪守着 这样一个原则:不做政治家,只做执行者,不做思想家,只做学术人。
我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纪晓岚,一个丰富的纪晓岚,一个始终在灯影和阴影中经历着灵魂挣扎的纪晓岚,一个在张皇鬼神的艺术世界里才全部打开自己的 纪晓岚。写出他精神的光亮,也写出他人性的匍匐,写出一个通古今之变的大儒真实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让读者看到,那个年代的冰川,如何在人文知识分子的心壁 上留下了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