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问题意识”——对王凯小说的一种解读(殷实)

　　在目前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军旅作家中，王凯的小说写作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倾向，这一倾向可能是军旅文学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征兆，尽管还有待继续观察。

　　在诸如《终将远去》《对白》这样一些小说中，这位年轻的作家都把焦点放在了人的主体地位、自我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自我选择方面；同时，也涉及到了个体对权利确认、对责任承担的勇气这些重要的东西。说起来，这是个已经有点老旧的问题了，也就是所谓启蒙思想的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浪漫主义的“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意味着现代主体的诞生，意味着主体性意义上的“人”的存在。这样的主体，既与自我实现相关，又与社会历史相关，而作为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正确反映，则体现为与现代主体相关的意识形态，自然也包括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发生发展。只是，在功利和实用特点占优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今日市场神话烈焰的炙烤下，启蒙与浪漫的苗头总是容易失去生机，而往往代之于一种以消费和娱乐为实质的大众审美。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小说在一夜之间退回到其兴起伊始的近代面貌，也就是集街谈巷议、轶闻志怪、稗官野史和惊堂木于一体的引车卖浆者水准，是非常容易的。

　　如此的话，由鲁迅等先驱们所建立的现代文学高度，可能会被轻易放弃，中国当代文学基于古典精神、浪漫气质和批判现实主义力量的那个脆弱传统，可能会被遗忘。这种情况下，对人的价值问题、自我抉择问题和人的社会存在问题以及责任承担问题的重视，就显得依然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当这种经由文学表达而实现的理想价值诉求，是出自一个军人作家之手时，更值得尊重。

　　在中篇小说《终将远去》中，王凯对一个小小连队里发生的许多复杂矛盾并不避讳——放大来看，围绕年终士官复退改选而出现的一系列困扰，其实就是某种瘟疫般无处不在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的写照。不过，王凯坚持将矛盾置于人物的内心，也就是连长、指导员这样的当事者的个人立场当中。如此，作品呈现出更多他们伦理、道德选择的内在困境，而不是把所谓的负面现象、消极内容留给读者。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个体如何面对并处理自己的内在矛盾，如何承担自己的那一份天职，他们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偏向何方？这才是这部作品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文学走向对光明人格表达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主人公的困境在于，如何才能把那些真正对部队有用的人才保留下来，而将那些到部队只是为了一份稳定工资的庸碌之辈淘汰。其中就包括了军事素质优良的士官李峰和前任连长张安定的外甥周文明。

　　小说的一个关节点在于，数年前，前任张安定病危时，曾在病床前托付即将前往自己故乡接新兵的现任连长韦佳节捎1000块钱给他的外甥。韦佳节在把装钱的信封揣入衣袋时，触碰到一张写有旅里几个领导交办名单的纸，按照“惯例”，名单上这些或为亲属关系、或为战友子弟、或其他与部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年轻人，都会受到关照被接到部队上来。他突发奇想，向张安定提出将其外甥也接来当兵。因为他了解张安定的姐姐一家生活困窘，姐夫长期酗酒，欠了不少债，靠外甥打工维持家用。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张安定的反对。这位在个人利益和军队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头脑清醒的基层军官如实告诉韦佳节，自己的姐姐也多次向他提过这个事，但他外甥只上过三年小学，“文化程度太低，来了只能给部队添麻烦，部队是要打仗的，要的是年轻有能力的人”。韦佳节没有听张安定的意见——张很快就去世了，还是将其外甥周文明接到了部队，作为对自己敬重的烈属家庭的一种抚恤。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我在满足自己私人道德欲望的同时，背离了我作为军官的职业精神。”这个矛盾纠缠了韦佳节多年，因为事实证明，确如张安定所认为的，周文明生性懦弱，反应迟钝，又受限于文化教育程度，不要说电脑操作和新装备使用，就连车辆驾驶技术也掌握得极其困难，无论韦佳节如何帮衬，都是恨铁不成钢，在连队里，他能够做得最出色的事情，就是油炸馒头片。他必然是在受惠于优厚物质生活条件却无从作出贡献的情况下寄生在军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从对张安定到韦佳节这样一些人物的塑造，我们可以观察到，王凯所在意的，并不是如何对不如意的现实进行简单摹写，而是要发掘乃至塑造心灵的独特样式，从而展示出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推而广之也包括某种军旅人生、军旅色调之美。如果说小说写作意味着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终将远去》正是对这样的可能性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究。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连长、指导员这样的“芝麻官”坚持之下，军事素质占优的士官李峰被排在了留队改选名单的前列，另一个“有办法”的关系兵则因为连队党支部的明确反对立场而不得不调动到另一个单位留队改选。韦佳节甚至顶着再一次辜负张安定家人的负疚感，决定了周文明的离队——最终由上级确定的退伍名单中，既包括了周文明也包括了李峰。但是，掩卷以后给人的感觉是，这种对有问题的、甚至是极为荒谬的现实的揭示，并没有消弭作品对健康心灵、光明人格的凸显。

　　这样的文学表达的结果是，读者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什么丑陋肮脏的社会现实，或者存在于军营中的歪风邪气，而是人心向善的一种驱力，是人自我净化的“挣扎”，是生命境界提升的内在需求。读罢作品，读者同时也会跟随，进入追问、检点和判断的“程序”。所以看《终将远去》这样的小说，你可能会觉得结局让人遗憾，整个作品的氛围都让人惆怅，让人惋叹，但不会令人义愤填膺、愤世嫉俗。如果说“人是人的最高本源”的话，那么王凯小说中的张安定、韦佳节，其实就是具备了“理性人”特质的现代主体，也就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人”，趋向于自我实现的“人”。世故的看法当然会认为，这样的“人”太天真、太幼稚，甚至不可信。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去为之奋斗、也值得为之去实现的“人”的理想呢？同时，小说通过展示一种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在朝向其“最高本源”努力时受困于其中的社会存在，让我们体味到的是丰富的历史内容。具体一点说，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国民性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作品的文学内涵因而被大大地扩展了：曾几何时，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我们这样一支军队会为之流血牺牲的那个社会价值理想，不正是为了这样的“人”的目标吗？

　　这篇小说中还涉及到一个主题：当前部队选人用人中“民主测评”形式的漏洞问题。如前所述，李峰是无论如何都应该留队的优秀士官，“加注专业一号手到五号手的技术没有他不通的，特别是故障排除，连里的技师甚至旅装备部的高工都未见得比他强。即使是这样的兵，民主测评分数也一般——他以二级士官的身份代理排长，不得罪人也不现实”。结果他“顺理成章”经由测评而处在了一个不利的地位，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大概由于名额限制之类原因，最终他还被上级确定列入了复员名单。我们大约都知道，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传统中，是有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这样一些重要法则的，其积极作用从来都毋庸置疑。选人用人中的“民主测评”则不过是这些传统在今天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就本意而言，这样的法则的贯彻，与确保军队履行使命的终极目标相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作品中和现实中都会观察到的，在一个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发育远不够成熟的社会(军营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很难显现出民主的真正价值。换言之，在民主基础还相当脆弱的情况下，当施行民主权力者往往并非“理性人”而只是一些患得患失的利己主义者时，民主的结果就不可能乐观。

　　在短篇小说《对白》中，出现了相似的主题：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军队里的小帮派、小山头，还有同乡之类的陈旧关系结构该如何面对，又该如何去除？连队司务长撤换，最合适的继任者似乎是一个叫做“老马”的人，副连长和一位排长也一致推荐这个人。问题是，“老马”增补进来以后，连队党支部支委成员之间就会出现微妙的结构改变：五个支委中有三个是关系密切的老乡——副连长和那个排长与“老马”是同乡。指导员冯勋明白，站在连队长远建设的角度考虑，副连长和那个排长的提议无疑是对的，因为“老马”的实力摆在那里，却也担忧，今后支委开会做什么决定的话，会不会出现意见一边倒，甚至自己和连长被架空的情况？《对白》的出人意料之处在于，“老马”虽因这样的顾虑一时未能被增补为支委委员，但在接下来的上级考核中，他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赌气撂挑子，而是以一个老兵的觉悟出色地承担了任务，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人格问题再次成为作品珍视的首要内容。

　　王凯小说中的这类表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曾经作为“问题小说”而引起过评论。由作品中的问题意识，延伸扩展到作品之外的社会变革与发展问题，引领批判和反思，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一度是良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对当时军队与社会现实的深刻表达，就是极好的范例。该作品既撞击人们质朴的情感世界，也挑动社会阶层结构的微妙变化这一敏感的“政治”神经，实现了文学思想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融合。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未受到鼓励，同时期甚嚣尘上的各种虚假英雄主义、提虚气和装模作样的硬汉文学，以及后来满地鸡毛的“农家军歌”，很快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一个更可悲的事实是，从那以后，无论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还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已经不再关心军队作家或军旅文学这回事了。

　　王凯小说中隐含的这种问题意识，实际上既关乎现代主体的重建，也关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建，这意味着任务是双重的：现代个人、现代主体的重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密不可分，这当是在个人层面强调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在社会层面呼唤公民立场、集体思想，完成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人文发育，建立起对知识、思想、信仰和生命价值理想的共识。具体到文学表达而言，可能就是对人性有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对社会抱持更加多元化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有深刻反映，对社会文明的具体意涵有积极的理解，对人类家园、共同体命运有强烈关怀。

　　文学中“问题意识”的重启，或者说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建，首先涉及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现实主义精神之要义，即在于文学的现实批判和社会批判功能，通过这种批判而建立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是文学最终完成其审美旨趣重要步骤之一，不管传统文学思想，还是现代、后现代文学观念，好像都离不开这一点。所以，现实主义精神也可以说是相对于文学的对象世界、经验世界而言的一种理性态度和理性能力。放弃理性态度，或者理性能力匮乏，对社会现实没有思想照耀，文学的社会功能自然会退化，文学的社会地位自然会被边缘化，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不仅如此，现实主义精神的严重缺失，还导致犬儒主义盛行，面对随技术和资本的扩张而被无限放大的欲望，面对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所制造的巨大信仰黑洞，抑或面对官僚社会的僵化、异化和腐败，面对人的降格与堕落，文学基本上无能为力。

　　王凯的写作启示我们：当代文学如果想要继续获得尊严和价值，就必须正视今天的社会现实，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作出深刻表达，而前提可能是重新思考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命题：启蒙、启智、批判的力量、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情怀，这些缺一不可。军旅文学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