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高地奏鸣曲——西元中篇小说《死亡重奏》赏析(吴平安)

　　一个志愿军连队奉命扼守一处高地，在经历了8天8夜的阻击战后，除一名小战士存活外，包括数次补充的兵员在内全部阵亡。不难看出，在我们丰富的战争文学积累中，西元锁定的只不过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他既无意于展开大兵团作战的恢弘，也无意于描写小分队游击的传奇，(而这正是以往战争文学津津乐道的套路)，进攻——阻击，进攻——阻击，如此而已。

　　在一部中篇有限的体量里如何拓展小说的格局，关键在这场阻击战的意旨能否突破单一英雄主义的讴歌，或者说，以一场阻击战为触发点，如何扩充小说的幅度，抵达小说的纵深。与此内容追求一体两面的，是叙述上怎样颠覆一场战斗全过程惯常的线性叙述模式——甚至以诸如插叙、倒叙之类的手法，也因其陈旧而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线性叙述的呆板。明乎此，叙述形式的苦心经营便是当然的。西元在这两个维度上，显示了自身良好的小说家素质。

　　这部题为《死亡重奏》的中篇，“死亡”是文学向哲学的靠拢，“重奏”是文学朝音乐的越界。正如一部交响乐或奏鸣曲的主题常在开端呈现，而后在整个作品不断展开中徐徐显示其全貌那样，小说简短的前奏，“你把苦难强加于我，我把苦难变成武器”点醒了作品蕴涵的深意。序章开篇，是为全文奠定基调的章节，这一基调给读者的冲击力是极为强烈的，这种冲击力来源于 “战壕里的真实”。熟悉当代文学进程的读者知道，这一术语系舶来品，它来自前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依据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事伦理，“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是战争文学的基调，于是在以往的革命文学中，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便谱写出一首首激昂的凯旋曲，即便是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也演化为犹如宗教献祭般的仪式。延至今日，娱乐文化改写之下的战争景观，形同端出一锅锅以战争为底料，融武侠、言情、魔幻、偶像为一炉的杂烩，战场无非秀场，参战则几无异于参加一场party。

　　放在上述背景下，这部充满了伤残和死亡场面的战争小说，其反拨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淋漓尽致地状写了以往讳莫如深的“战壕里的真实”，不惜采用慢镜头加大特写的电影技法，放大弹丸和弹片或穿透或撕裂人体的时间和空间，定格战壕里的血腥和残酷。只要看看这些文字，“连长的下半身跌坐在手榴弹木箱上，血肉之花露出几节又红又白的脊梁骨，肠子像一捆胡乱缠在一起的粗麻绳，摊在腰上，腿上，有一节垂到了雪地上，某个器官似乎还未完全死去，慢慢地、顽强地蠕动着，每动一下，便有一大股血冒出来……”这还不够，再看，“连长身后的战壕壁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碎肉、牙齿、半块耳朵、几缕头发，还有布头、铜口子、军衔，啪的一声，一只乒乓球大小的白色眼珠子，从布满血浆的战壕壁上落下来，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战争这一人类相互厮杀的怪物的狰狞与凶险，在西元笔下获得赤裸裸的呈现，以至于不仅能引发读者心理上的反应，甚至可以引发出生理上的不适感。就小说描绘的战争画面来说，倘若倒退若干年，是会被目为自然主义的，必须承认，它无疑更逼近战场的原生态。

　　不过这一文本呈现的美学资源，却不妨归结到现代派文学的营养。我在阅读《死亡重奏》时，常常联想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联想起闻一多的《死水》，联想起莫言的《檀香刑》，经历了西方现代主义洗礼的中国小说，其面目已经与传统写法大异其趣了。除去美学的、文学的学养之外，军旅生活历练中获取的兵学、兵器知识，是西元作为战争小说家的强项。正面地而非侧面地、细微地而非笼统地描写一场战斗的始末，这一知识储备是不可或缺的硬件，非军旅作家写作战争小说，常在这一环节露怯，要么只能虚写，要么出现细节性失真，原因盖出于此。当然，对于同样没有实际战场经验的作者来说，必须借助的想象力是另一种功力，这其实对所有的小说家都概莫例外。

　　在依次展开的几个乐章里，小说的几个人物次第登场。西元是一个善于书写极端环境的作家：“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连长魏大骡子，逃荒路上的凄惶和母亲的死亡与安葬是一种极端环境；“榆木脑袋”的河南农民上官富贵，遭遇到的大旱凶年是一种极端环境；秦淮河边长大的文书王尽美生于书香家庭，与连队其他官兵的背景有很大反差，却是一个从日寇大屠杀的浩劫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那又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将这些极端环境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作者采取的同样是慢镜头加大特写的电影技法。从东北到中原到江南，从农村到城市，若干断断续续的镜头将各自的极端环境显现出来，不同的只是地域色彩，苦难却是共同的。这些章节丰富了叙事内容，超出了眼前的阻击战，却与这场残酷的战斗有一种内在的因果链接。那些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不会理解在炮火、严寒和饥饿摧残下已所剩无几的“野蛮人”，何以“还不命令他们投降”，因为他们不了解更无从体验这些对手背后的苦难，不了解“你把苦难强加于我，我把苦难变成武器”的决绝，当然更不会了解由柳公权楷书引申出的那个“骨”字，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数千年不倒的精神支撑——作者并非偶然地在开篇即寥寥数语，写到同样是“柳公权的楷书写得非常好”的老秀才，宁死也不愿为日本占领军“到镇政府当官”的气节。这个刻印在王尽美和战友们心上的“骨”字，在战场上与“烫着金色十字架”的《圣经》遭遇了，碰撞了。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曾“为我是一名美国士兵而自豪”，如今却困惑于“我们要给你们的你们不理解，而你们想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越是拼命地要给你们，你们越是拼命地抵抗”。进入21世纪后中美两大国间的博弈，何尝不是半个世纪前7号高地冲突的继续。“交战双方的理由/一定都很神圣/独立、信仰、土地、权利……”(朱增泉《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濒死的憨厚的“河南农民”上官富贵对美军俘虏的救助，连长在“实在是没有吃的了”的情况下，“咱们有一口吃的，就得给他一口，你忍心把一个大活人给饿死？”的命令，显然已经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律令的外在束缚，而是出于人性中恻隐之心的内在驱使了。建立于两军对垒，敌我分明，从而将敌人妖魔化、脸谱化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代之而来的是对战争的思索和拷问，以及笼罩其上的大悲悯。

　　小说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新鲜的，这一审美效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小说叙事结构的新意迭出，“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定型化的情节结构模式，被作者纳入到西洋乐曲“序章——奏鸣——咏叹——华彩——柔版——终章”的曲式结构中，这一变更并非故弄玄虚，更非哗众取宠，它与相关内容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契合，调控了叙述的节奏。序章的第一节“一个连的高地”，已写出阻击战的结局，终章的重复，则犹如乐曲的回环照应；若干章节以第二人称起始，“你”既可视为一虚拟的个体，也可视为整个连队的化身，如此拟想作者的叙述便充满了面对特定对象的倾诉感，与第三人称叙述形成对比度，遂文气流贯，如旋律跌宕；再间隔类似于咏叹调的独白、华彩乐段的独奏、语调激越的奏鸣与语调舒缓的柔版，一种内在的音乐律动流布首尾，最终将一场很容易流于平庸叙述的战斗演绎得风生水起，摇曳多姿。

　　“尾曲”题为“无名”是会令人废书而叹的：整个建制殉国的连队竟然“没有留下番号”，壮烈捐躯的每一个个体也没有留下姓名，它只是作为“无名连”留在二斗伢子残缺的记忆中，而这位阻击战惟一的存活者，已是油尽灯枯的痴呆老人了。是咏叹英雄牺牲的壮烈，还是提醒后辈对先烈的亏欠，或是感慨岁月的无情甚似战争的残酷？浓厚的悲剧氛围溢出纸页，这大概就是古人之所谓“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