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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苗长水的抗战文学创作(孙书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30日09:14 来源:中国作家网 孙书文

  苗长水的小说中,少有对抗战的正面描写,其着力点在于书写全民抗战中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可能遇到的苦难,以及面对这些苦难通常都会表现出的坚 忍的美丽。《季节桥》《犁越芳塚》《染房之子》这些作品,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怦然心动、甚至热泪长流,从那些似乎是“熟”到司空见惯的题材、人物中却能收获 非同寻常的动人的力量。苗长水以自己个性独具的小说作品,丰富了山东的抗战文学创作,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抗战文学的重要收获。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劫难,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劫难。但无论人类情愿与否,战争都是人类文明本身的构成物。对战争的认识,也构成人类 文明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战争文学,对一个民族文明的构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有着丰富的意味。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历来多战争,抗日战争更 是中国文明史的大事件,它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这一屈辱史中的格外屈辱者。不平则鸣,中国抗战理应成为中国这100多年来文学发展 的富矿。在这一土壤上,也应开出繁盛的文学花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必须开出这样的花朵——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所在,折射着、印证着一个民族文学的尝 试与广度。中国抗战文学,甚至整个抗战文艺,在开掘的深度与视野的广度两个方向上都显不足,无法在人类的层面上、哲学的层面上拓展。或流于悲惨文学(而不 是悲剧),或流于以暴制暴的战争的复仇呓语。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娱乐至上风潮又催生了抗战神剧这一文化的怪胎。中华民族文明的厚度与深度,在当代抗战 文学中是有缺失的。在这一境遇之中,苗水长的抗战文学创作,用民族化的手法书写抗战中的民族精神,更显出其可贵之处。前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为评论界所 津津乐道,它们体现出特有的民族的力量。同样,苗长水创作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与中华民族文化命脉息息相通。

  民族精魂深入、细切的体味

  苗长水的小说充盈着大爱的“仁”的精神。《冬天与夏天的区别》与前苏联著名小说《第四十一个》有许多可比之处。相同的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一男 一女,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里朝夕相处。不同的是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与白军军官在孤岛上产生了如电光石火的爱情,农民李山与八路军刘旅长的妻子何青,在山 洞里待了整整一个春秋,两人之间所发生的仅仅是欲说还休的一种朦胧。前者是西方式的听从心灵召唤的敢爱敢恨,后者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东方恋情。在这 部小说中,李山的口头禅是“有啥行不行的”,从长相到行事的派头都带有“令人放心”的特点。他先后三次接受了难度极大而又毫无报酬的任务:保护刘旅长病重 的妻子何青,养育某团长的婴儿,饲养拉炮用的六匹骡子。每一次他都欣然接受,每次完成任务的报酬只不过是豪爽地喝一盅酒,而在内心深处却要默默地承受着每 一次别离撕心裂肺的疼痛。爱同一个阵营的战友,爱没有血亲的孩子,爱与人不同族类的牲畜,这是齐鲁文化所滋养出的典型山东人的形象。

  苗长水小说中处处可见对美好世界的真诚追求。他塑造了一批“忍受屈辱的女性”,挖掘战争时代的“奇异的女性美”。马尔克斯曾言:“我这一辈子无 论何时何刻,仿佛总有一位女性拉着我的手,在浑沌的现实中摸索前进,她们只需借助少许亮光便能辨清方向。”苗长水对此一定深为认同。《染房之子》中,美 丽、大方、清纯的润儿在受到土匪摧残之后,并未寻死觅活,而是到河里去把被奸污了的身子洗一洗,咬着牙坚韧地向前走去。表弟赵林也并未因为她的失身而鄙视 和嫌弃她,两人结合在一起,共赴艰苦的生活。更为动人的是,在八路军冯科长结婚时,他们为他精心印制了一顶布顶篷,这顶图案奇特、工艺精密的顶篷,不仅是 他们对八路军的一片深情,更是他们对美的向往。这是绝妙的一笔,表现出厚重的人生内涵:战争不是一切,有生命就会有创造,就会有美的人生。苗长水在《冬天 与夏天的区别》里有一句:“那种善良具有奇特的力量和魅力,带有独特的气质,像诗或歌一样耐人回味。”坚守美,使人在美的境地里流连忘返。苗长水也写战争 中的惨剧,但最终都化解到“晴空和白雪”。这种处理不仅没有减损批判的力量,反倒是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平添了净化人心的力量。

  小说中深沉的中国哲学意味的体验,提升了作品的境界。苗长水写得很“细”,但他的“细”不是自然主义式的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他把战争放入世事 偶然、人生、命运的思考之中。《季节桥》写到了战争生活中失之交臂的永恒的人生缺憾,写到了死亡和永恒之间神秘的对话和感应。《染坊之子》《犁越芳塚》中 那种对历史轮回、人生命运的冷静的大度,确实达到了相当难以言传的境界。《犁越芳塚》中,刘成出身地主,父亲却投身革命,他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却因党在 土改复查中的极左错误一怒投了还乡团,到越南、赴台湾,40年后又叶落归根,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相逢一笑恩仇泯,冷静温情的叙述中充满了历史的韵味。这 里面内蕴着一位哲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

  有评论者曾指出,苗长水作品感情的容忍大于理性的批判,其平和的调子,无意表现廓大的历史、深沉的历史。书写人生的温暖、善良、庄严、美丽,顽强的生命力,坚韧的精神品质,大仁大爱的高尚灵魂和自尊自重的崇高气节,苗长水恰恰是用平和的笔触担起了书写民族精神的重任。

  民族性写法的追寻与个人文体建构

  苗长水的小说曾被人批评为“老套”:不先锋,太现实;少技巧,太老实。但苗长水创作的价值正在于踏踏实实地实践着“老套”的艺术真理。

  文以情深动人。苗长水的创作表现平淡、平常之美,在平淡、平常之下深藏着感情,正如其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的结尾所说:“四季变化,冬去春 来,人怎样才能感觉到它?只有在人的心里充满激情,充满着爱,充满着高尚情感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它那每一点细微的差别。”苗长水不回避生活的艰辛和沉 重,如实地再现出人生的真相和原色,同时又从生活的表层向下潜沉,开掘出人类情感生活至真至善至美的一面,从而使人在阅读时获得情感的净化、灵魂的升华。 正如谭好哲教授在《人生因真情而美丽》中所说:“他确是在为建立起一座中国人感情的文库而向情感的丰富性努力地延伸着他的笔触”。

  苗长水极力实践着“直白的奥妙”。他的小说中没有大红大绿,张扬着东方艺术的力量。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生活经历“使我感到对艺术真谛的触摸,所谓 艺术原本就是很生活而不是很形式的,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过程的制约,应该是直白的,直接达到的艺术效果更奥妙,而绝没有任何直接需要以外的顾虑、拖沓,任 何很不生活的形式结构和语言修饰品没意思。也许这仅仅是我所感到的我们东方的一块小地方的艺术特征,我的小说也远没达到这种直白的奥妙,这是很难轻易达到 的。那些民间的作品事实上也的确经历了许多高手剪裁而成,不是一两位艺术家能够完成。”《染坊之子》写染布,本身便带有中国艺术的特点,苗长水用简白的调 子去描写简白的艺术,显得更加清晰明亮。他忠实于情感的真实,因而不忌讳表达的朴实,他温柔、委婉地用不掺水分的生活原汁来坦露自己的真诚。“它不是哲人 深奥莫测的演讲,不是侃家慷慨陈辞的雄辩,也不是说书上艺人表情夸张的‘说话’;它是老朋友冬天围炉的温馨的回忆,是新旅伴和你在登山道上有一搭没一搭的 聊天,也是漫漫的戈壁中伴随着你的叮咚叮咚的驼铃。它委婉、相互,自自然然,却以绵密、细腻、深沉的情感与生活的质感吸引你,打动你。”朱向前评价其文字 “平实而不平淡,从容而意味蕴藉”,确实是抓住了苗长水文字的特点。

  产生了“文的自觉”的艺术家,都会自觉于文体的创造;有追求的艺术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都会是文体家。文体是一定的艺术语言所形成的文本体式, 是内容、意义存在的寓所。如果离开了这个寓所,文学艺术就失去了形式的外观,没有了这个外观,文学艺术就还原为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也就 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从苗长水的创作实绩看,他是一位自觉的文体探索者与创建者,他拥有了自己的“可能的”世界。

  沂蒙文化的恩赐

  “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这两大人类进取潮流中,人们的那些理想和渴望,以为这些理想渴望所付出的鲜血。这鲜血有的是必须付出,有的却是本不该付 出的,但这白付的,却也许更加显得珍贵、动人。”苗长水正是重视对“白付的鲜血”的书写,这是其特异之处,也写得格外有味道。苗长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 方式,写得自得、从容,或许别人所忽略、所不为的正合他的胃口。从这个方面来说,读懂了苗长水的作品,也就读懂了苗长水其人的人格魅力。

  “在家乡的村庄面前,再伟大的人也会变成孺子,再自信的人也会感到自卑,它比父亲更尊严,比母亲更柔慈,你的血肉就是它的泥土制造的,它向每个 儿女投来的都是怜悯目光”,“没有一个英雄敢在家乡的村庄里跺脚,没有一个泼皮敢在家乡的村庄里放赖,谁也不能在家乡的村庄面前,论起你的功劳或派头儿, 你只有老老实实躬下腰”。苗长水在《犁越芳塚》中的这一段话,包含着对故乡的深情。他独具个性写作的力量之源,正在于其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息息相通。他 的故乡沂蒙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正如他在《染房之子》开篇所写:沂蒙“并不是原始的优美,而是显示着人类文明的优美”。他把齐鲁文化博大宽厚的仁爱精神融入 其创作之中,要写出“比木柴、煤炭所带给人的温暖更好,比天空和女人所带给人的明艳更亮”的文学作品。

  罗兰·巴尔特曾说:“水流比大理石更经久长存。”苗长水的抗战文学创作,也恰如长长的流水,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流来,清新、绵长,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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