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新版《长城烟尘》思念柳杞(胡可)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时常回忆起当年经历过的敌后斗争和描写敌后战场的文艺作品。今年国庆节前，柳杞的女儿林爽爽带来 新版的《长城烟尘》，令我激动兴奋不已。这部描写当年击毙敌酋阿部规秀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小说，是柳杞同志的代表作品，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 于1959年完成的。它比新中国成立初期问世的那批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出现得晚，但出版之后即被人传诵，只是不久后就开始了“文革”，一切小说都成了禁 书。此次这部作品的再版，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刚去世的柳杞——这位睿智勤奋的老作家的纪念。

　　柳杞大我一岁，却早在上世纪30年代求学期间即为《大公报》副刊撰稿，显露出他的才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毕业来到敌后 晋察冀军区，在一分区部队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长城烟尘》这部小说是他对雁宿崖、黄土岭战役亲身经历的产物。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战争奇观》和中篇小说 《山径崎岖》，也都是他当年在敌后战争环境中亲历亲闻的呕心沥血之作。我认识柳杞是在1956年，当年总政文化部一度把全军若干作家、美术家集中起来成立 了一个创作室，我和杜烽、徐光耀由北京军区调来，柳杞、魏巍从《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岗位调来。一年后，创作室撤销，调来的人员各回原单位。回到北京军区的 四个人是柳杞、魏巍、杜烽和我，我们回到北京军区都分配了工作。四个人都是上校，分配的职务都是师级单位的副职。我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军分区担任副政委 工作了4年，柳杞和魏巍并未到职，而是参加了北京军区战史编写组的工作，杜烽则留在北京继续完成他未完的剧作。1966年3月，总政召开了一个全军创作会 议，我们作为北京军区的创作人员被指定参加。这时我们四个人作为单独的创作组，归军区文化部长刘佳领导。不久，以批判“文艺黑线”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军 队文化单位首先爆发。北京军区文化部批判的重点是刘佳、魏巍、杜烽三人。那时各军区的文化部长都作为“黑线”的推行者挨整，刘佳在劫难逃；杜烽的代表剧作 《李国瑞》被北京人艺重演，被指为“中间人物”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十分关注青年人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魏巍竟成为重中之重。

　　我和柳杞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是“文革”的前期，我们虽然都被指为受“文艺黑线”毒害极深的人，却因“罪证”不多而暂时都没有受到批判。我们对文 化大革命的拥护和不理解是共同的，内心的惶惑和郁闷是共同的。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做到冷静判断和独立思考却 是极难的。我们除写过小字报欢迎大家批评外，从未写过大字报发表意见。直到军区文化部运动的主持者要把魏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时，柳杞和我经过商量才决定在 支部大会上提出我们的反对意见。这一表态使军区文化部的群众分成了两派而纷争不已并殃及他人。今天看来这只是“文革”中具体单位的芝麻大小事一桩，而十年 “文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整人者、挨整者、整人又挨整者、挨整又整人者，都已去世多年，许多人都作出过贡献，往事已少有人提。

　　柳杞的《长城烟尘》是他回到北京军区以后，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接受军区的创作任务，根据自己亲历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而着手创作的。他 在一篇记述《长城烟尘》创作经过的文章中，谈到他重回当年战地，并对有关人员进行访问、对有关场景再次进行回忆时获得的感受。旧地重游，故人重访，后来的 经历使他对当年经历的生活在重温中得到认识的升华。当年熟悉的生活如狼牙山下父老乡亲的情谊，战争中乡亲们的支援、民兵的贡献，同志们同甘共苦的战斗情 谊，这一切都与《长城烟尘》里的人物、故事衔接了起来。当年的生活体验，因得到长期从事文艺创作经验的烛照而重新获得了生命。这种感受使他在《长城烟尘》 以后又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战争奇观》和中篇小说《山径崎岖》，不久前他的散文集《九尽杨花开》也出版了。

　　柳杞同志在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与世长辞了。他将同他描写伟大抗日战争的多部作品一起被读者记忆，如永不消散的长城烟尘传之后世。

　　(《长城烟尘》，柳杞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