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背景下的文化自觉(星河)

　　阅读史雷的作品，能够欣慰地找回一种经典的文学感觉，而这种感觉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正在逐渐“褪色”。

　　史雷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中短篇小说，《定军山》讲述了旧北京一名贵族遗少“图将军”把玩蝈蝈的故事。小说主题带有敌我较量的色彩，但作者却没有对 故事中事件的输赢对错等概念进行简单判断，而是以日本蝈蝈爱好者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同时也点醒了读者：“如果中国人能把这种精细劲儿放在经国大业上，那 么这个国家还能像现在这样吗？”与此同时，外面响起了庆祝比赛胜利的爆竹声，而“我”却由此想起了“七七”事变时从卢沟桥畔传来的枪炮声。在《定军山》 中，作者自始至终都采用了一种冷静的客观陈述，无论针对家事还是国事，都没有跌宕起伏的变化，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方式逐渐推进，最终走向故事的结局。

　　《将军胡同纪事》更是一卷有关古都北京的风土人情画，作者把诸多材料全都加诸于此，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现他对北京的深情厚爱。当然作品的主线索 依旧是日军的入侵与中国人民的反抗——但这种入侵并非简单的军事占领而是多方面的，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同样的，人民的反抗也不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 表现在方方面面。此外，他的作品还有《三大旗》《血色门神》《桃城烧》《黑玉》《远去的誓言》《老虎凳》《完美游戏》《寻找王桂芝》《黑猫的咒语》《美梦 淘换店》《校园迷影》《黑褐色陨铁石》《怀念蜻蜓》《字库塔》《向一只小鸟致歉》《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一杯茶 一本书》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传统文化与抗日行动是被作者格外垂青的两大主题，这恰好反映出作者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热爱。

　　史雷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家国情怀，这是作者立足于民族与传统的一种文化自觉——从构思到情节，从主题到形象，史雷的作品都在力图展现一种“中国味 道”，以此来着力体现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中所包含的精神价值。作者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仁慈之心，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作者对世间万物朴素而单纯的 情感，但有时我们还是会读出作品中一种若隐若现的负疚心理，似乎在传达作者某种内心的情绪。

　　尽管作者对于上述情愫充满迷恋，但读者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流露出的某些矛盾。有时为了一种真挚的热爱，作者甚至不惜揭开传统文化中令人不悦的伤 疤，读者可以由此感受到作者痛苦的内心世界；而当作者在描绘一组组传统或民俗的风情画卷时，其作品在向我们展示传统文化古朴之美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作 者乃至整个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惑与纠结。

　　史雷的作品以北京为背景者居多，时间上则多集中在日本侵华占领北平前后，并借此描述当地人民在这种隐忍与反抗的半压抑状态下的日常生活。但史雷 的作品又与传统的抗日题材作品不同，他是通过中日两种文化的深刻对比，展现出被占领国人民的不屈反抗。尽管山河已经破碎，但被占领区的人民还要生活，这反 映出一种相对真实的现实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对北京文化极为迷恋，但史雷其实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只是童年时期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种独特的文化产生了深深的 迷恋，直到18岁后再次回到北京读书、工作和生活。史雷对北京的昔日印象，因其在作品中的描述和勾勒而不断加强，最终描述出一个混杂着个人记忆与个人构造 的“想象中的”北京。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北京这样一个移民城市里，真正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已越来越少，即便是“京一代”、 “京二代”也已日渐萎缩，真正新一代的北京移民正在开始思考和描画他们心目中的北京。

　　略显遗憾的是，在史雷的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静态的、凝固的、昔日的北京，而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应该是一个在时空范围上延展性更强的概念。近 代意义下的北京不仅是日占时期，还包括清末民初、北洋政府以及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等时期；就人文地理的角度而言，北京也不仅仅具有城 墙与胡同的特征，这座正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也拥有宽敞的街道、林立的楼宇以及诸多现代化企业。当代一些作家对昔日北京的描述，总让人感觉略有遗憾与欠缺， 假如史雷能将自己对北京的情感“扩张”一下，不再局限于一场个人的叙述或对一座城市的描摹，那么将构成一部整个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历史。

　　史雷的作品往往通过一个孩子的目光来捕捉老北京的风情风貌，以展现一幅特殊历史时期的百姓生活画卷。在情节的推动方面，作者比较喜欢用大段的对 话和心理描写来展开情节，尤其喜欢使用双线结构来叙述故事。而在一些非对话与心理的细节展现上，作者的描写也同样出色——诸如《将军胡同纪事》中“蟋蟀战 斗”部分，从蟋蟀的外貌到动作，从观战人群的神态到心理，全都惟妙惟肖。当然，使用这样大段的笔墨来描述场面，似乎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叙述方式，尽管 这也许是作者记忆中弥足珍贵的一幕，但落到笔下却有可能难以吸引当代的少年读者。

　　此外，作者喜欢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心理描写，从“我”的角度用所见所闻来介绍人物和叙述故事。但有时作者难免有些过于强调“自我”的感受，使得这种“经验”变得相对狭隘。另外有些地方的第一人称其实可以省略，以使叙述语言变得更为精练。

　　一般来说，史雷对故事的叙述相对比较平缓，高潮往往不是十分明显，但有时却会有一个简短有力的结尾，会在结尾为我们燃起希望。比如在《将军胡同 纪事》中，当武汉沦陷后，日本老师带领孩子们唱《樱花》歌，而小主人公“我”却用聪明智慧巧妙地避免了这样的文化“侮辱”——这不禁让人想起都德《最后一 课》的结尾。此外作者还用新生的婴儿、鸽子的腾飞、花朵的盛开来象征民族的希望，昭示着这些孩子必将成为承载民族使命的继承者。作者对于场景和事件的描述 采用了经典文学中不紧不慢的叙述方式，具有着别样的文学意蕴，然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方式难免有缓慢拖沓之感，或许也会令少年读者不易接受。

　　无论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结构，还是那些描写人物神态和心理的语言以及那种不徐不疾的叙述方式，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刻痕迹，有时我们甚至能从史雷的作品中捕捉到传统评书的味道。

　　作为一种总体感觉，史雷的作品也许会有一种时代感的缺失，因而弥补现代性的不足或许是史雷的一个努力方向——这里不指形式，仅指观念。但就纯粹 的创作理念来说，在这样一个文学娱乐化的时代，与其降低身段去迎合潮流，不如坚持自己的本性化写作，保持自己的固有优势，继续描述自己内心中那些神圣的东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