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天下　解读地书——读《石兴邦考古论文集》(王仁湘)

　　一代考古大家石兴邦先生九十大寿后出版了自己的考古论文集。这部文集不仅因部头厚重而显分量，更因其科学分量而显厚重。这是石兴邦一生考古探索的总结，文集收录的论文侧重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勤勉奉献的考古学家的心路历程，回味中国史前考古经历的百年往事。

　　石兴邦在考古界德高望重。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其发掘提领者正是当时刚刚三十岁的石兴邦。半坡的历练，半坡考古范式的创立，让石兴邦很快成长为中国一流的田野考古学者，也使他开始了行走天下、解读地书足足六十年的旅程。半坡考古范式，一直引领着中国田野考古的行进方向。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考古首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石兴邦由半坡作为切入点，在《西安半坡》中就仰韶文化的类型、年代和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讨论了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宗教信仰、粟作农业起源、彩陶发展演变诸多重要课题。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的仰韶文化的开始。1959年石兴邦在《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仰韶文化按地区与时代不同反映出来的差异划分为两个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因之确立。研究者通过这个途径认识了仰韶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异同，区分出典型仰韶文化和受仰韶强烈影响的文化类型。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半坡遗址的发掘意义深远， 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当现在已经拥有数十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时，才发觉它是我们依然没有超越的模式。半坡是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因为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半坡也深入到公众的知识结构中，许多国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

　　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数次考察，石兴邦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1980年他在华东地区考察时以“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体系问题”为题作了专场学术报告，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个大板块，每一板块又分成若干文化传统。石兴邦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形成了三个系统：一个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成长，上承半坡、大汶口和青莲岗文化之余绪，下启龙山文化氏族公社之基，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石兴邦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他强调由自然环境史和大经济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文化史，重视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重构信仰传统，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样的史前史研究思路与实践，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论，是他在学术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可以由石兴邦研究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实践，看到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1980年首先问世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问题》一文，开始由环境与经济模式观察史前，划分出旧石器时代山林采集经济、中石器时代山麓过渡经济和新石器时代河谷农畜经济，这三个环境与经济模式的确立，构建起最基本的认识框架。由此石兴邦还特别提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是在人类由山林到河谷的迁徙过程中完成的。这种迁徙改变了环境模式，改变了经济方式，自然也改变了文化形态。当然这种改变并非是完全的，也会有以旧模式生活的群体，新旧群体之间会有互动，所以石兴邦特别指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模式的标准，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不断频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认知中国历史发展动能的一个重要基点。史前是如此，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历史应作如是观。

　　对于史前考古研究，虽然一般考古学家都刻意回避与传说中的上古史比对，但也不甘于自己构建的考古文化有如空中楼阁。石兴邦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很早就将考古文化同上古信仰与传说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传说是远古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反映，中国国家出现前的这一段史迹，考古与传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正是透过史迹、文献和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能开展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这中间考古研究是主心骨，考古学者要承担更重的责任。1993年石兴邦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中，就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他提到要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大力拓展学科的思维空间和课题视野。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学界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今后也一定会有更多超越前人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