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弥留之际(孙惠芬)

　　就在两个月前的9月10日，我九十八岁的老母去世。母亲一生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多年来彼此感情之深切可以想见。可她的弥留之际，我却要去上海参加国际书展，新的长篇小说 《后上塘书》由《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书展的活动早早就定下了。那时候母亲已经十几天不再吃饭，只喝少量的椰子粉和冠溢乳饮料，可母亲确实等了我，并且一周后我从上海回来，她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又奇迹般地和我、和家人陪伴了十七天。她是一个有福的老人，弥留之际儿孙绕膝，第五代孙都能坐在她的怀里握着她的手，可我觉得不是儿孙们陪伴了她，而是她陪伴了儿孙。因为在她二十多天加十七天的坚持里，我看到了因她而起的人的心灵的改变，看到了发生在她生命中过去不曾看到的东西，从而感受到母亲与《后上塘书》的奇妙联系。

　　那心灵的改变，跟我的堂姐有关。她不是母亲的孩子，却每天都来到母亲身边。堂姐是大哥家的常客，当年大哥携母亲把家从乡村搬到小镇，她也把家搬到小镇。她到大哥家串门，是孤独寂寞所至，可正因为常常用串门的方式对抗孤独寂寞，她便掌握了小镇上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信息，传播信息便成了她的使命，也因此，她很早就知道我会在哪一天不得不暂时离开母亲去上海。那是一个让我特别意外的早上，她不到六点就敲开大哥家门，当她推门进到我和母亲房间，一向只坐在床边的她不由分说就跳到床上，手伸到母亲的肩膀底下，突然哽咽着说：“三婶，让惠芬走吧，我来替她，我来赎罪来了。”她的话音刚落，我和她就一起痛哭起来。

　　我哭，一是我不得不离开母亲，我不想在母亲有限的时光里远离她，二是堂姐的话，触动了我们情感当中一个巨大的隐秘。那是堂姐亲手酿造的隐秘，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大家遗忘，只不过为了保护她，谁也不曾提起。我在长篇小说《上塘书》里写到过，可因为她从不看书，那隐秘也就只在文字里。如今，母亲的最后时光，我在母亲最后时光的离开，使这隐秘昭然若揭，她可能没这个准备，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那件令人悲痛的巨大隐秘，是十年前，堂姐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没能为她母亲送终。我父亲排行老三，堂姐的父亲排行老二，她的母亲我叫二娘。二娘去世，堂姐不但没去送终，生病卧床半年多，她就没去看过一眼。堂姐的家就在二娘家西院，一墙之隔，堂姐又是个孝顺女儿。可原因正出在她的孝顺上。她因为孝顺，三天两头回家送吃送穿送药，管娘家的事就容易越位，弟媳妇有做不好的地方就指手画脚，结果，你嫁出去的人了还要回到娘家来当家，弟媳不高兴，两人就吵了起来。吵架时，弟媳不但骂了她，还发狠说，你是好样的，就永远别登我的家门。堂姐是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到大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受不了弟媳言语的粗鲁伤害，这也正是她看不惯弟媳的地方，她不喜欢她在二娘面前骂咧咧说话。最终，为了尊严，为了证明自己是好样的，她真就再没登门。做点好吃的，让孩子或丈夫送过去，二娘能动时，两个人还能隔着墙头相互望一眼，二娘不能动了，这近在咫尺的母女，就隔在了天河两岸。二娘去世，全村人都在期待堂姐的脚步，一些老人进门求她，说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你就让让弟媳，可堂姐愣是咬住了这口气。一些年来，家族里人对堂姐义愤填膺时，我一直努力去触摸堂姐在二娘最后时光里的感受，她也许每天都在等待弟媳来说句小话儿，每天都下决心再等一天，再等一天，只要等到那一天，她就赢了。结果，就把自己逼到了海角天涯。

　　一个孝顺女儿，却不能在母亲病危时环顾床头膝下，堂姐如何吞下这巨大的遗憾和悲痛，十多年来我从没问过。这里边有性格因素，当某种倔强占据理性，感情便悄然退位，但更多的还是源于乡村日子空间的狭小，争一口气往往就是捍卫尊严的有力武器，可身为女儿，我知道总有一天她的感情会覆盖理性，包括一己的尊严，但怎么都不曾想到，这一天会因为母亲而到来。

　　事实上，二娘若是地下有灵，不一定能原谅堂姐。母亲和二娘是妯娌，妯娌是天敌，母亲和二娘虽然从未打骂过，可在我记忆里，她们一直比着，二娘是镇上人，母亲是乡下人，奶奶给二娘和四婶分过膝袜子时，从没有母亲的；母亲性格好，耐心伺候奶奶，在村子里拥有好媳妇的声誉，可二娘不甘落后，也要把奶奶接到家里去，结果两年不到，奶奶又回到母亲身边。堂姐在二娘临终时为弟媳的一句话绝不登门，却要在我母亲临终时每天环绕左右，这样的赎罪，在二娘看来，没准儿是帮了倒忙。然而，当我看到，在遗憾和悲痛中煎熬十多年的堂姐，终于可以通过伺候我的母亲来向她的母亲赎罪，我的悲痛里，还是有一丝说不出的喜悦。

　　赎罪、救赎，这是跟心灵有关的词语，它来自西方，它容易让人想到西方的宗教、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我的大姐不懂得宗教，也没去过教堂，可她却说出了赎罪这样的话。从上海回来，我确实看到了堂姐在泪水浇灌下一天比一天的放松、轻盈，然而，在陪伴母亲的十七天里，我不仅仅看到堂姐获救的现实，我还看到了另一个现实。

　　那现实不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是母亲过去的经历，然而想起母亲曾经的经历，却与现实中堂姐与母亲的厮守有关。在母亲的弥留之际，她每当看着堂姐像亲生女儿一样为她按摩，就露出奇怪的眼神，仿佛在责备我们为什么要连累外人。母亲把堂姐看成外人，你自然就会想到母亲和堂姐的关系，就会由这种关系想到母亲悲痛的过去。

　　那悲痛发生在母亲生我之前。我有一个六岁的姐姐，因吞了一只鞋扣不幸身亡。那时母亲生了许多孩子，只活了三个儿子，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女儿，可以想象当时的悲痛。那时乡村医疗落后，不能手术，疼痛的姐姐在炕上爬了三天三夜；那时母亲和二娘住对面屋，二娘却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而姐姐的死，又跟二大爷有关，是他在往家挑水时撞倒了姐姐，突然的外力让那只运行到肠管里的鞋扣切断肠子……母亲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从不忘说一句，你二娘那时天天哼小调……悲痛还不够，还要接受人性的挑战……在许多场合，我都说起过母亲痛失姐姐的不幸和迎接而来的挑战，可是，我的想法，只到挑战为止，从没想过母亲在经历了那样的挑战之后，救赎自己的出口在哪里？

　　在母亲的弥留之际，想起这个故事，我突然就沉到母亲曾经的现实里，当她唯一的女儿以那样暴烈的方式死亡，她在忍受悲痛之余，是否会想到上苍为什么对她如此不公，是否会由不公想到自己或前辈有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因为因果报应，是我们信仰的起点和终点，于是我就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沉默、忍耐、任劳任怨，这样的形象，除却性格因素，是不是她救赎自己的结果？当她不能像大姐那样找到一个赎罪的出口，是不是她把一生都当作了一个出口，或者，一次次救起自己，又一次次被风霜雪雨覆盖，最终，母亲知道付出、忍耐，是生命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事情？！

　　母亲后来又生了我，是又生了我，抚平了她曾经的创伤和悲痛，可她从没因此而有半点侥幸，永远的谦卑谦让，永远的小心翼翼……

　　在我以往的认知里，我只把这归结于性格，归结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尊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法则，是血液里自在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生成了消蚀苦难和痛苦的力量，而很少想到，人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没有任何人能逃脱因果报应的追问，而只要打开在因与果胁迫下一直下沉的幽暗通道，就有可能看到上升的光辉和希望，看到人对于人性的超越可能。

　　在母亲弥留之际，当我触及到母亲和二娘之间微妙而尖锐的关系，深陷母亲当时的情感深渊，我再一次真切地发现，救赎、忏悔，这个有着西方色彩的心灵事物，也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心灵事物，只是它不发生在教堂，不需要借助仪式，它发生在我们漫长的生活中，它的救，由赎开始，而赎，不是一时一事的祈祷和忏悔，而是永不停歇地付诸行动，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直到最后的终点。就像母亲，在她人生的终点，她的目光从未有过的安详，她的表情从未有过的幸福，她的容颜从未有过的漂亮、美丽……

　　这也正是我《后上塘书》写作的动因所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为我们身边的现实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可有一样东西从不曾改变过，那就是人的自我救赎，因为苦难从未因为文明和进步就远离人的生活，就像堂姐并没因为离开乡村、离开她的弟媳而轻松自在，就像母亲并没因为有了我而放弃对她自身的约束……

　　2015年11月3日于大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