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傲慢 或有偏见(鲁敏)

　

　　近些年，在与外国版权机构或一些代理人接触的过程中，我已经碰到过N次这样的情况，一种类似“主题订制”般的沟通诉求。有一位来自德国的版权代 理这样询问，你有没有关于“当下的”、“城市背景”的小说。有一家意大利的出版人则如此约稿：我们需要“非虚构的、真实发生的”故事，并且“故事性强一 些”就更好了，还有的需要“关于年轻人的”、“信息含量大一些的”……对此，他们有进一步的解释，一是因为早些年所输出的中国小说，要么是古典的红楼与水 浒，要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土小说，以及稍后的家族小说、历史题材小说，他们认为，当下的外国读者不再感兴趣了，他们对传统乡村叙事的认同感较低，他们 更想看“现代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二，在他们看来，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的重要方式，中国现在并不那么乡村了，到处都是大城市，他们希望看到描写这一 部分中国与中国人的小说。第三，你们这一代，怎么会还要写“老派的中国式”小说？你们不是都生活在大城市吗？这不是你们最熟悉的部分吗？

　　老实讲，我并不喜欢、也不大赞同他们的这种眼光和分析，城里或乡下、古老或现代，虚构或非虚构，压根儿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以此来判断是否翻译或引进某部作品，失之简单粗暴，甚至违背了文学之本意。

　　但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要理解和接纳这一莫名其妙的局面。在目前的国际版权交流中，中国显然还处于卖方位置，对大部分欧美买手来说，他们的眼光有 点新闻传播式的，吸引到第一注意力、第一道目光的肯定是“题材论”“主题论”，他们很奋力地试图追问、剥落出一篇小说的核心：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最大特 点是什么？讲贫困的还是讲权力的？曲折的悲剧吗？神秘的民间力量？等等。西方对东方的文学寻求，像主人接待一个远道而来、不大熟悉的远客，投向客人的眼光 是粗线条的扫描，是又快又省的急进主义，尚没有进入促膝而谈、细嚼慢咽的阶段。而对于更深层次的、更高一级的文本分析、审美创新以及文学价值等方面的判断 也许还要等待好长一段时间。主人最终会注意到，这位满面沧桑的客人的内心里，有甜美有慈悲，有东方特有的山水与丘壑，从而真正达到接洽自在、互通有无、处 处文章的知己式的交会——这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这里面并不存在傲慢的空间，但偏见或许是存在的，考察这些偏见的起源是有意思的——汉学家们的眼光与口味？出版社的胆 识？对外国读者的预设？地域或民族差异而形成的岔道？是出于美好的迫切交流之愿望？是经济形态、地缘政治等莫名其妙的时势所造？或者是商业市场与强势文化 的压迫——诸位可以更多地加以分析，这或许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

　　我接下来要谈的是顺着这个产生的，即国外出版人提到订购理由时的第三点，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那个预设，因为不仅是他们，包括国内的读者和 刊物、批评界，包括我们自己，似乎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期待。因此，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话题，即：关于我们这一代的写作，我们真的摆脱了流传久远、浓荫覆顶的 乡土小说，进入了所谓的都市书写吗？

　　我首先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比如我，前面有13年是不折不扣在乡下滚泥巴长大，随后以考学校的方式进入省城，在南京寄居至今。同龄 作家里有相当一部分与我类似，早期有着结结实实的乡村经验，但随后，或早或晚，一般在20岁以前即完成了对城市生活的主动介入与相互占有。阿乙、田耳、张 楚、乔叶、徐则臣、盛可以、曹寇等，大致如此。如果从机械的统计学的意义上看，我们的都市经验已经大大超出乡村部分，当然这种经验会与童年、阅读、教育、 交游等进行复杂的物理与化学交合作用，最终融入我们的血液、体质、胆汁与DNA。

　　但从表面上看，除了一小块阿喀琉斯之踵似乎还带着80年代乡村最后一片残留，带着泥巴式的胎记，带着隐秘的土气与容易愤然不平的性格之外，我们 其余的部分，从缺乏运动的细长下肢开始，从学生腔的普通话开始，从对各种现代性审美的巨大胃口开始，从对所谓国际性视野的诉求开始，我们这一代已经自觉自 愿地、急进而精准地城市化了。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也不是坏消息。这就是一则消息、一则无法选择的消息。人与其所在的环境大抵是同步的，地图上我们出生的 那个小县城或小村庄也一样，要么已经快快活活粗枝大叶地城市化了，要么正在蹶着屁股吭哧吭哧通往城市化的路上，要么流着口水沉浸在城市化的幻梦中。我们与 我们的故土，殊途同归。

　　带着阿喀琉斯之踵的我们，哪怕骨子里还是个乡下孩子，只要一想起乡村就会莫名疼痛，哪怕私底下骂起人来还是用方言更带劲，发起烧来最想吃的还是 几根乡下腌脆瓜，但无论如何，城市金属色的巨大身影已经开始投射到我们的小说中来了，成为背景、成为主角、成为对话与气味，成为矛盾与欲望，成为被毁灭或 被建造的价值观……这些似乎也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于是乎，城市文学像一盆越烧越旺的火一样，更多的柴火丢进去，更大的影子晃动起来。大家开始雀 跃：城市文学来了！收获了！热了！熟了！

　　但当真说到城市或都市写作，我总还是有一些疑惑。

　　城市有它的意志与特点，比如，发达的商业丛林逻辑，其灿烂的金钱鬼魅，其零温度的社交本质，其对速度、效率与技术主义的高度崇拜，包括其投机性 的道德修正体系等等，城市是既压迫人性又提纯人性的完美场域，并散发出一种刺目的淬火取金般的美，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德行、对古典、对世故、对人伦的反叛和 修正。

　　但我们这一代，在进入城市文学时，我们似乎会不自觉地带着强大的乡村传统滋养，像一块屋檐一下罩着我们，我们总会有着抚今追昔的田园风度，带着 道德化的惯性，带着身处伦理高地的优越感，像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性批判家一般地去寻求扭曲、压抑与残缺……我们总有着故土难离的、深入骨髓的同位感，看破 败与愚昧，看迟缓与落后，总觉得那是一种旧照片色调，一种伤心、残败但很“经典”的美。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城市，则总是有黑面纱兜头盖下来一样，哪怕承认 城市的强度、先进与高级，哪怕已与其相互占有与拥抱，但先天性的就会带有一种类似对“第二性”的审判、紧张与用力过猛。城市是恶，乡村是美。触目所见，都 是恶对美的侵犯与戕害，新对旧的凌迟与覆盖，是钢筋水泥对泥土花草的羞辱与摧残。

　　我觉得我们很像是电影《后窗》中的那位摄影记者，从一扇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城乡接壤的黑洞洞的后窗，去张望整个城市生活，以局部窥视所得到的局 部逻辑去建立起罪恶、戏剧、批判……这里的一个小小漏洞就在于，自感洞若观火、明察世情的我们，与这个巨大的城市，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贴合与代入？我们是否 真的参与、觉悟和勘破到城市及其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呈现和构建的城市书写，是否存在着乡土背景下的道德傲慢与审美偏见？是否也带有特定的“区别心”、“方 位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局限性”？

　　看当代西方小说，比如《自由》《纠正》(乔纳森·弗兰岑)、《恶棍来访》(珍妮弗·伊根)、《纽约三部曲》《布鲁克林荒唐事》(保罗·奥斯 特)、《心醉神迷》(村上龙)、《一个人的好天气》(青山七惠)、《裂舌》(金原瞳)等，我会注意到，他们对于城市生活那种近乎亲情与归宿感的温柔流露， 包括对人际冷漠、铁血规则、万物速朽的高度认同，并自然而然带着一种童贞般的怜爱与深情——这非常类似于我们对于乡村传统的那种感情。他们打一生下来就扔 在城市之河里，他们所有的记忆、交际、消遣、规则都源自城市的坚硬内核。城市就是他们的故土。也许，到了“90后”、“00后”的作家，他们也会如此这般 吧。但，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的。

　　可是话说回来，这也正是我今天最想说的部分——这种胎记式的阿喀琉斯之踵、这种混杂着傲慢与偏见的局限性，可能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向城市写作的最大辨识度所在，也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特征与贡献，我们将最为忠实地体现出这一代际与整个社会的情境与进程。

　　我们不会像西方小说那样，写出老派都会的自信、颓唐与暮气，我们笔下的新兴城市小说，充满动荡与摇晃的活力，充满是非纠缠的矛盾与决裂，我们的 视线带着飘移者特有的不成熟，我们擅于以点及面、以局部推测整体，以窥视去滋养想象，我们有点气喘吁吁地，利用并不算太长的都市经验，带着先天的乡村基 因，以祖传审美加后天见识糅杂而成的复杂视角，投向同样复杂、同样糅杂的城市生活，去试图书写这么一个正处于发育期且发育不均、发育过快乃至伴有诸多并发 症的都市，这个都市，它被豪华地堆砌、被粗暴地误会、声名狼藉、被追求同时被丑化、认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温床，可同时也是它，在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拖曳着这 个东方国度全力向前，甚至也包括我们总是难以忘怀、并总认为是在被城市毁坏的乡村文明。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现在有点信服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海外版权代理们的那种“订购式”的邀约了。外界的偏见式期待，自身的偏见式局限，清浊合流，正 负交杂，最终将成就我们这一代的最大辨识度所在，它将区别于西方中产写作的那种圆熟、老烂、高冷，我们会以烙铁般的热忱，形成一种复杂、分裂、自我矛盾的 新鲜经验，这是只有在当下中国、只有在这一代城乡背景混杂者的写作者身上，才会生产的。我们会以一个潜入者、后来者的姿态，深入到这个时代的腹部，深入到 它的铁与锈，贡献出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块巨大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