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军旗下还需秣马厉兵(刘琼)

　　文艺报社与江苏省作协、江苏省泰州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江苏泰州召开后，“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名词逐渐进入大众传播和文学研究的视野。面对这个名词，在激情褒扬地域文学创作的自觉性之余，有几个问题恐怕还必须积极面对并作出科学回答，比如，里下河文学流派确实存在吗？如果确定这个流派存在，那么它的文学主张和美学风格是什么？等等。

　　里下河文学流派确实存在吗？众所周知，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属于自觉推进，即有领军人物振臂一呼，大家啸聚旗下，借由卓有成效的文学实践，表达共同的文学主张。通过这种路径诞生的文学流派，当其时应该是未完成和正在进行时态，在自觉的文学理想下培养一批作家、产生一批作品。一种是对风格类似、创作活跃的文学群体的归纳，流派是事后研究的结论，这种方式产生的流派姑且称之为非自觉路径——其实应该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非自觉。依照这两种叙述，我们谈论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似乎更接近于后者。

　　从近两年的表现来看，以地域命名的里下河文学流派首先是从地理出发的一种归纳研究，也因此，2013年会议上一些与会者对里下河的地理范围进行了探讨。归纳是合并同类项。以地理命名的流派仅仅是以“地理”为“类”的合并同类项吗？如果是这样，全国各地的文学流派应该数不胜数了。显然，文学流派与地方性写作不是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似有必要提醒里下河文学流派在研究中应防止泛化倾向，比如将所有籍贯为里下河区域的作家以及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作家都不加分析地纳入其中。

　　籍贯为里下河区域的作家以及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作家，什么情况下可以被归纳进里下河文学流派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作为文学流派而不是作为地域性写作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有它内在的文学共同性。

　　谈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地理”。从“地理”出发的研究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学史上的左拉，理论成就大于作品成就，他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崇尚文法自然，强调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本质性规定”。这个理论师承于批判现实主义，虽然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因拘泥僵化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把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讲得很透彻。其实，这个理论与我们的先贤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异曲同工。位于苏中的里下河是一块洼地，周边是海、湖、河，内部也河汊密集。近水多智，这块土地的文化是“河流文化”，属于“蓝色文明”。蓝色文明熏陶下的文学创作风格是开放的、多样的，但共性也是可以提炼的，比如“恬淡冲和”“风俗画”“灵秀俊逸”等等，许多研究文章已经作了细致的表述，此不赘述。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没有自觉的乡土精神？这个话题争议不休。有没有统一的乡土精神暂不下结论，但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关的地方性乡土精神应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介于江淮之间的里下河地区，内敛、温和、疏淡、勤勉的中庸文化气质迥异于左邻右舍。乡土是作家写作的重要面向，面向乡土的写作可以有多种姿态，在乡、望乡、返乡，等等，还可以是以乡土为原点向外抛物。如果要进入这个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与里下河有地理关系，写作上也应该是用文字自觉地建构和丰富这种乡土精神或乡土文化。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流派建构的一种文学主张。这么说，不是排斥作家创作的多样性，而是认为作为流派的文学内在精神似应有共同特质。在这个共同性下归纳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领军人物非汪曾祺莫属。被各种教材举为“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的汪曾祺，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终其一生基本都是向故乡致敬，在进行“望乡”式创作。通过他的作品如《受戒》和《大淖记事》，高邮的人文风情流播广泛。通过写作建构和传播个性文化，正是地域性写作的意义，也是文学流派存在的价值，即通过一个群体的局部创作丰富文学的整体版图。

　　树起招军旗，自然要秣马厉兵。怎么判断一个流派是否成立，最终还要看其文学主张和美学成就，否则，充其量只是地理层面的一个文学部落。因此，祝愿里下河文学流派最终能够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