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长篇小说《桃夭》：一只中年青花瓷瓶的修行(马林霄萝)

　　张者的《桃夭》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改变，也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欲望已转化成他们的内在肌理，在欲望面前，“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守住某种道德堤坝或者操守而拒绝，而是为了安全”。

　　在张者“校园三部曲”的最终篇章《桃夭》里，男主人公邓冰终于在30年后的大学同学聚会上再次见到了柳影。重逢的除了肉体，还有压抑了30年的猜测、期待、渴求和幻想，这一股脑儿的热情，终于为邓冰困倦的身体和精神打了一针兴奋剂。

　　起因全都是一张落款于1985年11月10日的字条。

　　发黄变脆的纸张、娟秀工整的笔迹、神秘的署名“LY”，让邓冰心心念念、魂牵梦萦，并且把字条存留了长达30年。然而在30年后的同学会上，昔日同窗无意揭露的有关这张字条的真相，却与邓冰原本的期待和想象背道而驰，也让这个正处在困顿期的中年人突然清醒了。

　　当年号称校园“三个火枪手”的法学院学生邓冰一行人，曾经着蓝斯林布长衫，口中吟诵着北岛顾城舒婷行走校园；而中文系系花柳影，就如同那个年代 一样，是一个青春期的梦。梦的神性，最终还是被时间的流逝所消解。在张者笔下，邓冰仿佛漂浮在时间洪流里的奥德修斯，心怀执念，高举着他的风旗，倔强地逆 流而上。尽管始终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却仍然坚持孜孜追索身份的认同，质询生命个体与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定位和命运。

　　张者是个建构情节的高手。在《桃夭》中随处可见这种构思巧妙、故事感强烈而充满暗示的场景，仿佛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洞口。作者一贯擅长的校园生活，在书中被戴上了一层暧昧的面具，处处充斥着悲情而异样的隐喻。

　　笛卡尔说，正如演员们戴面具遮羞一样，我们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着面具。《桃夭》中另类的“哀乐舞会”，可以看做对这句话的注解。本应笙歌四起 的校园庆典，颠覆了祥和欢愉的传统认知，被哀乐的乐声笼罩。人们戴着死神的面具载歌载舞，人心与秘密被隐藏其下，既像是讽刺，又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这是典型的张者式创作特点——以冷幽默的嘲讽姿态，戏拟社会、解构人生，也因此给人以全新的阅读体验，仿佛在带领读者观赏一场轻喜剧。而大幕背后透出的阵 阵寒凉，却让观赏过程变得凝重。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整部作品中最富有诗意和暗示意味的生命：一棵生长在山坝处的巨大的千年香樟，“直杈粗壮有力，刺破整个树蔓，能直接吸取阳 光”，作家把它当做年轻学生的性爱场所。人被动物化，成为鸟类一般的存在，作者让他的主人公合羽栖息于树叶间，大胆道破了一种原始青涩的爱情模式：“喻言 和蓝翎躲在树上，一直等到巡夜者离去了也没舍得下树……喻言头枕着书包，躺在下面，蓝翎就趴在喻言身上。从树上往地下看，枝叶浓密，地下的人根本看不透树 上的秘密；从树上往天上看，透过疏朗的树枝，可依稀看到明月。两人觉得离天堂很近，离人间很远。两人在树上说了一夜的话，就像一对不眠的鸟儿。”不禁让我 想起卡尔维诺笔下树上的男爵：远离地面的生活，也表征着对文明社会的叛离和对原始生命野性的回归。

　　《桃夭》中遍布了这样不乏诗意、而又充满戏剧性和荒诞感的场面，仿佛是作者在向我们暗示生活本身的荒谬——生活是无规律的，存在是充满偶然的； 然而这种对非理性本质的展示，恰恰也是对人生痛苦、世界真实的展示。荒谬和戏谑，在另一重影像下，映出的就是真实。尤其对于这些身处“象牙塔”内、迷恋文 学、渴望自由与无限的少男少女们而言，校园生活在他们年轻的生命里，也同样是经过了诗歌与爱情这一层镜像的过滤。

　　然而更残酷的镜像发生在30年后。曾经的年轻学生，如今步入中年的尴尬境地，当年的“象牙塔”如今也已变得令人难以辨认，成了一个受物欲和色欲 污染的都会性存在：邓冰等人以已离开校园30年之久的中年校友身份重回学校，面对的却是“师妹舞厅”的纸醉金迷。身份的观照，却呈现出一种新的讽刺。曾经 的香樟树和大草坪，也笼罩上了一层世俗化建筑的丑陋阴影。

　　《桃夭》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走出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步入当代社会，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的一系列必然处境，也展现了他们在法理与诗情的摩擦 面前，面对圆滑喧腾的现实生活时家庭、情感、内心的挣扎与冲突。张者笔下的主人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感受、痛苦和探索，然而却徒劳无功。“在整个80年 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是宝贝，这宝贝就像一个美丽的青花瓷器，这瓷器是那么光彩照人，一不留神被打碎了，碎的是那样彻底，无法修复，我们都成了碎 片。”

　　商品社会的价值崩溃、人格自弃，处在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精神栖居的困顿和危机，中青年知识分子在世俗化、实利化的社会里的挣扎与彷徨无 措……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带有强烈的失落感和无奈的叙述，向我们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一只曾经的青花瓷瓶，在碎裂得面目全非遍体 鳞伤后，还能否保持当初那份天真的执念？人过中年，当面对情感的危机与生活的泥淖，又该如何自处？

　　答案就在书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大的能指，涵盖了几乎全部社会内容，大学更是被喻为“象牙塔”。然而进入到90年代，“象牙 塔”的面目日渐模糊，反而逐渐演变成一个和大社会血肉相连的小社会。张者正是认准这个主题，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改变，也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中国相当一部分知 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欲望已转化成他们的内在肌理，在欲望面前，“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守住某种道德堤坝或者操守而拒绝，而是为了安全”。尤其以《桃李》 最为典型，小说以一个研究生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当下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怪现状：学术腐败、公关活动、游戏爱情，写出了拜物拜金时代下学子们遭逢的巨大冲击。

　　小说中的人物承受着对金钱的欲望、对性的欲望，也承受着扑面而来的现代性焦虑。然而尽管有人沉沦下去，更多的人则在凭本能向上挣扎，哪怕污泥没 过脖颈，也要努力扬起头来呼吸，或许就能以恣肆旺盛的生命力，从容面对变幻莫测的命运戏弄和调侃，走出一条灼灼其华的路。这也是“桃夭”这一标题所暗示 的：桃花尽力绽开后，冶艳动人的花瓣凋落，命运却赋予她饱满的果实。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不断充实，再以另一种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周 围。果实成籽回归地母的怀抱，孕育新的能量，或许正是作者在借由意象，呼吁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进行精神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