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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一声沉重叹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9日12:20 来源:北京日报

▲高尔基三部曲是中国中学生必读的经典名著。

▲以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闻名的草婴。

▲布罗茨基被认为是“白银时代”最后一个传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销量尚可。

  93岁老翻译家草婴先生于10月下旬去世,本月初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作为翻译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的杰出译者,草婴逝世的消息,也让俄罗斯文学回归公众的视野,令人想起那个翻译的黄金时代,想起俄罗斯文学曾经在中国掀起的阅读热潮。

  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但近些年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读者中渐渐失去了光芒,从黄金时代走向边缘,不再那么受人追捧,也不由令人为之叹息。

  被俄苏文学喂养的饥饿青春

  文 化评论家解玺璋至今清晰记得,“文革”期间他在工厂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狂热劲儿。那时他是北京化工二厂的一名年轻工人,有一次从朋友那儿借到一本俄罗斯小 说,人家只允许借阅一天,当晚他挑灯夜战一口气读完。第二天早上继续上班,从酒仙桥坐公交车到大郊亭。由于一宿未睡,他在车上睡着了,到了目的地错过了下 车,以致公交车又把他拉了回去。那天,他上班迟到了。

  “当时我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莱蒙托夫 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小说和屠格涅夫的散文,都是那时候读的。”解玺璋回忆,这些俄罗斯文学作品都是“文革”前出的书,身边周围有一大帮出身知识分子 家庭和干部家庭的朋友,他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相互偷偷传阅。上班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是看仪表,坐着说话的时间比较多,彼此就会聊最近看了什么书。

  在 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解玺璋感叹大家是逮到什么书就看,没那么挑剔。他看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大多出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身纸张就不好,大家传 阅得多了,书边都卷了起来,中间甚至被撕裂。他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很多朋友会在日记本里抄诗,尤其是爱情诗。他还在工厂宣传部帮忙, 有机会去王府井内部书店买一些“灰皮书”,大多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学作品,供当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所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 俄罗斯文学在年轻学生中也很盛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张柠就是在那时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原先读的是地 质专业,毕业后进入野外地质队,每天骑自行车翻山越岭,野炊、住帐篷、勘探,一干就是十年。他对野外地质生活毫无兴趣,白天魂不守舍,晚上靠读文学来安 慰。

  “年轻时很苦闷,觉得人生很灰暗很没有意义。当时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白夜》,感到非常震撼。小说里小人物的生活也很灰 暗,过得那么惨,却能够把人生意义建立在对他人的爱的基础上。”张柠动情地回忆,这对自己的心理影响很大。后来,在作家格非的引见下,他结识了华东师范大 学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他守候在老太太下课的路上,拦住她谈了一个多小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倪蕊琴对他说赶紧回去复习外语吧。后来张柠成了她 的研究生关门弟子,专业也变成了俄罗斯文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也是在八十年代读的大学俄语系。他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 期,中国引进了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俄苏文学不再公开传播,直到“文革”结束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重新涌出地面。他觉得那是一 个疯狂阅读的时代,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更是疯狂,“整个社会都有一种饥渴感,去新华书店买书经常要排队。几年之间出了数千部外国文学,其中一半是俄罗斯文学 作品。”

  年轻人爱闲适不爱厚重文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辉煌的时期,俄罗斯文学已悄悄走下坡路,西方现代派文学此时也大量涌入中 国,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张柠记得,他在华东师大读研时,同学们都在读现代派作品,觉得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太长、太沉闷,一聊俄罗斯文学就认为是老古董。 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名字,取代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成为年轻人的心头所好。

  解玺璋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转 移,从俄罗斯文学转移到电影理论、美学类的书。“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对我影响很大,对分析文艺作品 有很大帮助。”他说,现代派文学以欧美为主,苏联时期很少诞生现代派作品,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现代派先锋文学、电影和戏剧,俄罗斯文学的热度已经降下来 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大环境大不如从前,俄罗斯文学更是迅速衰落,迄今没有什么起色。其间,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禁锢的一批文学 作品浮出水面,之后也被引进了中国,掀起一阵“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小热潮。刘文飞其时和朋友们策划了一套“白银时代”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俄罗斯现代 派文学,颇受到一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青睐。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很受国内知识分子的推崇。

  “白银时代作品热过一阵之后,大 家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张柠深有感触,现在他给学生推荐俄罗斯文学,让他们看19世纪古典作品,学生们大多反映读不下去,从中收获感动的更少,只有个别 的学生喜欢。在他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自己当年那样紧张,即使有点不适感,听音乐、看电影之类就能治愈。他们喜欢优雅、闲适的东西,可选择 的文化产品太多,不喜欢沉重的俄罗斯文学。

  俄苏文学曾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作家,如今形势也发生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是如此,柳青的《创业史》也受到《被开垦 的处女地》的启发。但放到今天,他觉得苏联文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更大,偏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奉行的是斗争哲学、仇恨情绪,这类 作品却被我们当成了经典。”

  正是对苏联文学的反感情绪,使得今天不少年轻作家对俄苏文学形成僵化印象,进而丧失了兴趣。90后作家陈少侠的 父亲很喜欢俄罗斯文学,家中收藏了很多书,常常给搞创作的儿子推荐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儿子压根儿读不下去。“俄苏文学更强调集体主义传统,我们更喜欢个人 主义的东西,我们如今在大城市里生活,更关心私人化风格的作品。”陈少侠坦言,喜欢写作的同龄朋友坐一块儿,大家聊的是村上春树、卡佛等日美作家,没有人 提起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不喜欢俄罗斯文学那种传统现实主义写法。

  俄语文学译者缩至二三十人

  刘文飞两周前还去了一趟俄罗斯, 普京给他颁发俄罗斯友谊勋章,以奖掖他多年来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从1983年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翻译作品,他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已有三十多年。事实上,国 内像他这样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已经屈指可数。随着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趋弱、草婴先生的逝世,俄罗斯文学翻译界更见凋零。

  在刘文飞看 来,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大致可按代来划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曹靖华等人是第一代,草婴算是第二代,然后是五六十年代留苏回来的那一批大学生,改革开 放以后上大学的可算第四代,但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几代。真正的职业俄语文学翻译家只有两个人,那就是草婴和汝龙,前者以翻译托尔斯泰作品最为闻名,后者以翻 译契诃夫的小说著称。

  说起草婴、汝龙当年的翻译稿酬,刘文飞用“亿万富翁”来形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草婴靠稿费就能过人上人的生活,一本 书能得稿酬一万元,可以买一座四合院。当时一般工人每月工资也就十几元钱左右,拥有一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但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直到今天,俄语文学翻译家都是业余的,可能是大学老师、研究人员或编辑,要是完全靠翻译稿费,没法维持体面的生活。

  “现在翻译一本书也 就两三万元的酬劳,花一年时间才挣人家一个月的工资,搁谁身上也不愿意干。”刘文飞无奈地说,当年跟他一起做文学翻译的朋友,其中很多人后来都转行了,有 的经商、有的出国、有的当官,坚持下来干翻译的没几个。翻译著作还不算科研成果,大学老师还要写论文,完全是因为喜欢文学才来翻译的,不计较酬劳,只是享 受翻译过程中的愉悦感。

  目前国内能让人放心的俄语文学译者,可能也就二三十人,年轻的译者更少,出现了代际断层。今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 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去年被磨铁图书公司独家引进。编辑陈亮坦率地说,当初找合适的翻译家很困难,老一辈翻译家大多不愿接活,年轻人也没发现拔尖 的。最后几经辗转,他才联系上老翻译家高莽和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吕宁思等人。“俄罗斯文学翻译缺少民间译介力量,参与的年轻人比较少,跟日美文学翻译 没法比。”

  俄罗斯文学现在已经变成一门小语种文学,一年也就出二三十本作品,译介的数量很有限。这在刘文飞看来已经不错了,他对俄罗斯文学 翻译并不那么悲观。“文学今天只是爱好者喜欢,一帮知音在做这个事情,小圈子的事情不可能太大众。”他看得比较开,表示每年俄语系毕业的博士生有几十人, 其中能有一两个人参与文学翻译就能延续这个行当。

  年轻人要真正成为行内的翻译家,关键需要有机会,能让他们的译作顺利出版。刘文飞举例说, 跟法国在海外极力推广本国文学相比,如今俄罗斯也加大了推广力度,设立基金会对译介俄罗斯文学进行资助,这对翻译家来说也是一个福音。不过,像草婴那样静 下心来翻译数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在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出现了。

  当代作品印五千册都卖不动

  在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社中,上海译文出版 社曾是一个重镇,推出过众多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但就在去年,该社最后一个俄语文学编辑吴建平退休了。而在最兴盛的时期,上海译文有七八个俄语文学编辑, 如今相关编辑已是一个空白。这种情况在国内出版行业并不鲜见,类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能保留一个俄语文学编辑,已经非常罕见。

  俄罗斯文学如今 的出版行情,与昔日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译文副总编辑吴洪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该社出版的外国文学译本,一天能卖一万册,其中一部作品卖十几万册、数十万 册的挺多。一本书出来首印就是一万册,还要加印好多次。如今呢,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印五千册,能不积压就不错。新书很少出,所以也不需要俄语文学编辑。

  现 在出版社重印的还是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只是重印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我们有二十多种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不 是畅销书,算是常销书,像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学生都会看。”吴洪说,今年初推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卖了五千套,超出了预期。至于当代俄 罗斯文学作品,出版社基本上已经放弃。

  “以前书稿多得看不过来,我们自己也参与翻译。后来选题越来越少,报上去的俄语文学新作品选题也通过 不了。”吴建平感慨,当代俄罗斯确实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自己前几年也出过《夏伯阳与虚空》,作者佩列文在俄罗斯还挺有名的,还来中国做了宣传,结果 连五千册都没卖出去。她还抱怨,现在出版社完全市场化,文化和市场优势很难兼顾,编辑很难尝试发掘俄罗斯新作家。

  磨铁能出版阿列克谢耶维奇 的作品,完全是因为编辑陈亮的个人爱好。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西方已有很高知名度,但在中国乏人关注。“我很喜欢俄罗斯文学,读到她的 作品时,感觉很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比较厚重,关注现实和底层。”陈亮说,去年引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两部作品后,每本书的销量不到一万册,自己的压力很 大。没想到今年她意外获得诺奖,作品才在中国畅销,加印到二十万册。

  刘文飞今年新译的《悲伤与理智》,印了几万册,也意外走红了一把。他原 以为布罗茨基的这本书是小众读物,没想到成了白领小资读物,特别是一些留学归来的学生喜欢这本书,把看这本书当作一种时尚品位。在这本书的拉动下,上海译 文也才决定未来计划推出布罗茨基的俄语诗歌全集,这在出版界已经是破天荒了。在陈亮看来,整个出版界基本不再关注俄语文学,形成不良循环,越来越衰弱。

  俄 罗斯文学出版行情式微,但类似张柠这样的读者,对俄罗斯文学依旧钟情。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重读或补读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回过头来看,俄罗斯古典文学 建立了世界文学的一个标杆,具有中国文学缺少的精神高度、灵魂深度。”他赞叹道,跟那些现代派文学作品相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有永恒的魅 力。

  记者观察

  一篇陀氏小说胜过一万个段子

  书评人史航最近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高尔基《童年》结尾,“埋过母亲 几天以后,外祖父对我说:‘喂,阿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混饭吃吧……’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有谁跟我一样,因为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三本书就永远认高尔基作亲人,不管他在斯大林时代多么可悲。

  跟史航一样,不少人曾经在青少年时代读过俄罗 斯文学作品,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怀旧式的美好记忆。但在今天,除了这种怀旧情结之外,更需要对俄罗斯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撇除那些无价值的东西,为真正伟大的 作品腾出空间。很多人对俄罗斯文学的怀旧,更准确地说是对苏联文学的怀旧,而苏联文学中的许多作品比较政治化,文学性不够强,不能算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 杰作。

  俄罗斯文学传统主要有“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前者贯穿19世纪,以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 涅夫、契诃夫等人为代表,后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更是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天才,中国读者熟悉的高尔基只是其中一员。这两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是 世界文学史上的两座巅峰,群星璀璨,无与伦比。“白银时代”的一批天才活到了苏联时期,但大多数遭遇压制,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才真正回归公众的视野。

  跟 西方文学不一样,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以来就形成了传统,关注现实和苦难,突出道德担当、精神探索,肉体历经磨难而不放弃精神上的砥问。像“白银时代”的三 位大诗人命运极悲惨,茨维塔耶娃被迫自杀,曼德尔施塔姆死于劳改营,阿赫玛托娃的两任丈夫被枪毙,自己被长期监视,但三人在黑暗年代写出了最耀眼的诗章和 随笔,具有金刚石般的质地,实现人格和艺术的合二为一,被认为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审判席”。

  因 而,俄罗斯文学杰作普遍格外沉重,就像是大地、雪原和旷野中的呼喊。它读起来绝不轻松,要求读者把自己投入到熔炉中,在精神上进行一番冶炼,才能有所收 获。今天却是一个消费主义社会,轻松娱乐的大众文化盛行,网络段子更易博得眼球,俄罗斯文学自然受到冷落。但是,一个人总需要有点精神追求,一篇陀氏小说 给你带来的精神震撼,可能远超过看一万个段子得到的肤浅快感,因为一万个段子只是一万个零相加,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人生启迪。

  俄罗斯文学传统 对中国文学创作仍有启发意义,正如李建军所言,在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我们更需重新理解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批判精神,敢于介入现实,直面严酷的一面,而不是 一味规避风险、痛苦,缺乏道德担当的勇气。他举例,路遥的小说当初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形式技巧很粗糙,但今天再看,他的作品反而比那些技巧精湛的 当代作品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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