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视域里的民族主义(谷立立)

　　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前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战”时期印度民族主义的反思，后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立足近两百年西欧历史的论著。他们或展望未来国家的走向，或深入历史检视其成因，其核心无非是展示一种政治视域里的民族主义。相比上述作品，徐迅的《民族主义》反倒显得轻小。他从现代民族的起源讲起，揭示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与国家、与公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为我们逐层剥开民族主义的神秘外衣。

　　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运动，也是该民族精神高度浓缩、凝结的产物。因此，要了解民族主义的属性，先得知道什么是民族。所谓“民族”首先是一个历史名词。在通常的解释中，它被诠释为一群人，因为共同的机缘走到一起，在同一片土地上聚居、通婚、繁衍后代。经过数千年的磨合，逐渐形成了某些与众不同的特性：独有的习俗、饮食、语言、文字和民族性格等。

　　在整个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共同的经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8世纪浪漫主义代表、有“民族主义之父”之称的哲学家赫尔德甚至将其与“民族性格”的形成划上了等号。他认为，民族成员在共同经历之上发展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特性，即是“民族性格”。但赫尔德显然忽略了政治经历对于民族性格的意义。以赛亚·伯林对此另有一番见解。在驳斥赫尔德时，伯林称其“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他只讲乡土、语言、共同记忆、习俗”。归根结底，伯林的犹太裔身份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轻率的判断。他敏锐地看到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寓意。他认为，所谓“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在这方面，徐迅深受伯林的影响。《民族主义》立足政治视域，试图还原一个政治领域里的民族主义，开篇作者即称“民族主义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方式”，其后更分别从历史、现实两种语境加以论证。

　　从词源学来看，现代汉语里的“民族”一词来自于英语“nation”，最初没有多少政治内涵。但细究词意，便会发现“nation”一词并不简单：除了“民族”的释意，同时兼有“国家”之意，更隐隐指向“政治共同体”。可以说，这种定义本身已经足够清楚地指出了当代民族的发展之路——最初的“民族”并无固定形式，这是一群因为共同生存目的聚居在一起的人。在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民族”从形式到内涵都得到了升华。在满足物质的同时，更衍生出形而上的文明，这就是“民族精神”。它将各色人等从一盘散沙凝聚为一股绳结，进而为国家或联盟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民族”本身也因此沾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代名词。

　　具体到西欧近代历史，民族的政治指向更为明显。17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启蒙运动为法兰西民族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接促成了法兰西现代民族的诞生。与此同时，英德美俄等西方诸国也以立法、王朝战争、独立宣言等形式相继完成了各自民族精神的确立。即便是到了去政治壁垒的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仍然是政治范畴的论题。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渐趋大同，我们身处于同一个地球村，便利的通讯网络消弭了地域的阻隔。人类学家阿帕杜莱曾说，“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就是文化的渗透和反渗透。而所谓的“文化”不过是人的文化，其核心不外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念，可以是历史的沉淀，也是现实的反映。往小了说，是生活方式，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精神。事实上，阿帕杜莱所说的文化竞争，说到底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对垒——处于强势的一方急剧扩张，将自有的文化打包推销到世界各地。与之对应的另一方即被倾销的发展中国家，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培植本民族的文化，在对抗中依然保有个性，从而避免被吞并、同化的危险。

　　一言以蔽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政治需求的自我宣称，不再继续保有早期人类的民间传说、图腾崇拜、文化性的神话故事等单纯的形式，而是彻彻底底地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但同时，这样的民族主义又是“潘多拉的魔盒”。因为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民族因国家而聚居，彼此相互依存，却又各有性格。在以多民族构成的联合体(或者说联邦国家)里，占据多数地位的民族往往无法为少数民族代言，这样必然产生分裂。而当多方利益无法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作为国家“制度”或者说“意识形态工具”的民族主义必然被当作另一种“暴力”来使用。所谓成也民族，败也民族。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但却是民族主义这一政治符号必须面对的。

　　《民族主义》 徐迅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