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教师童庆炳(罗容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9日12:00 来源：光明日报 罗容海

　　【写在前面的话】 

　　一篇迟到的通讯

　　2013年春节后，我因为一个小问题去采访童庆炳先生。去之前，我就知道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文艺学泰斗，曾培养出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皆出自其门下，所编文艺学教材被500多所高校选用。

　　访谈结束后，顺便聊起了家常。先生和蔼可亲，听说我也是闽西老乡，又是北师大学子，一见如故。

　　根据先生粗略讲过的各个人生阶段，我随手在笔记本上简单列了一个提纲给他，并建议可以先在《光明日报》人物版上刊发通讯，然后再做一部口述史。我负责访谈、录音和整理。

　　先生愉快地应允了。

　　于是，前前后后持续了三个月，录音长达四五十个小时，最后口述完毕。写通讯的事，却被我以口述史出版之后，通讯自然水到渠成为由，无限期拖延。

　　后来，在几位帮手的协助下，2014年口述史初稿编成，当时截取了一小部分在北师大校报上发表，大概有几万字，效果很好。

　　原本想着将口述史作为先生的八十寿辰贺礼，于2016年前后出版。不料2015年6月14日，先生在外出登山途中突然去世。

　　书稿未出，通讯未成，传主已殁，呼喊无门，遗憾之至，令人心伤。

　　如今，童先生八十寿辰临近。口述史在童门子弟的帮助下即将出版，通讯也终于完成。

 

　　古人说：“事死者，如事生。”先生在那一边，当不会把我视为食言之人吧。

　　2015年5月20日，离生命的谢幕还有25天，童庆炳教授最后一次登上讲台。在电子楼阶梯教室，他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进行了首场讲座。此情此景，他想起了老师黄药眠，想起了先生为他们上的最后一课。

　　那一次，黄先生步履蹒跚，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们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可这一回，他却带了一个书包，进了教室就从包里掏东西。

　　童庆炳当时以为先生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带了讲稿。不料，黄药眠却掏出三个药盒，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时，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时，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回顾了这一情节，他感叹：“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的。”

　　在远古中国，“师”承担着某种神秘的“天命”，因而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童庆炳也常常追问，自己是否也做到了黄药眠那种“豁出命”的精神状态。

　　而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童庆炳还提到了黄药眠之外的两位教师。

　　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卡西尔，德国人，这位汉堡大学原校长因反对纳粹专政而颠沛流离，却始终未离开过教席——

　　“1945年4月1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卡西尔提问，卡西尔耐心地回答着、回答着，就在这时他猝然而亡，死在学生的怀抱里。”

　　另一位则是国人熟悉的数学家华罗庚。1985年，75岁高龄的华罗庚赴日本讲学——

　　“那年6月12日下午4时，他站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讲‘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问题’，精神矍铄，先用汉语讲，后征得与会者的同意，改用英语讲，会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博得阵阵掌声。他越讲情绪越高，脱下了上装，解下了领带。原定45分钟的讲演时间过去，又补充讲了20分钟。讲完后，听众热烈鼓掌，他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谢意，突然，他倒下，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这些镜头不断盘旋在童庆炳的脑海里。2008年，他得了胃癌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2012年又得了心脏病，安装了支架。此后，每一次应邀登上讲台，童庆炳都幻想着这样一个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福分。”

　　这一次，坐在电子楼阶梯教室里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都是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童庆炳的讲演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北师大，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四有’是对教师要求的朴实表述和精要概括。”

　　童庆炳进一步解释：“首先是培养道、传道的问题，其次才是授业解惑。教育要以人为本，所以学校的问题是如何在道德的层面来解决问题。要培养好学生，我们首先要从道的层面来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作出榜样。”

　　确实，童先生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四有”好教师的最好例证。

　　青苹果

　　1936年，童庆炳出生在闽西连城山区一个叫莒溪的村庄，那里虽然山清水秀，但贫穷却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能够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后来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二三岁起，童庆炳就开始挑柴、耕田、插秧、施肥、锄草、割稻子、晒谷子，几乎做到了那个小小年纪的极限。

　　然而，从村子里零零散散搜罗来的书籍中，童庆炳慢慢知道了山外还有一个新世界，知道了在他之前，人类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他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书本播下的种子，让一个追求“五斤米下锅”的小庄稼汉，生发出求学求知的理想。

　　1952年秋，童庆炳以优异的成绩从连城中学考入龙岩师范，又于1955年从龙岩师范考入了中国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

　　当年的北师大中文系可谓群英荟萃，北师大共有6名一级教授，中文系独占三名：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并且流传着中文系“十八罗汉”之说：除了上述三位一级教授外，还有古典文学的谭丕模、刘盼遂、王古鲁、王汝弼、李长之、梁品如，古代汉语的陆宗达、萧璋、叶苍芩，现代文学的叶丁易，外国文学的彭慧，外国文学儿童文学兼攻的穆木天，以及还是副教授的启功、俞敏、陈秋帆。

　　这些教授几乎都给本科生上过课，童庆炳因此眼界大开。

　　回忆这些老师时，童庆炳动情地说——

　　“课上，老师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都会想起他们。所以，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进北师大中文系，接触不到这些老师，我的学术会失去血色，我可能一无所成。”

　　1958年，童庆炳以优异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沿着众多前辈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行。

　　童庆炳说：“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师就行。”这是他留校之后唯一的理想信念，那一年他23岁。

　　此后的近六十年间，无论是面对事业的挫折，还是面对职务的诱惑，童庆炳始终没有放弃过讲台，始终没有“把学生给丢了”。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如何成为一名“有理想信念”的好教师。

　　后来，每逢新生入学，童庆炳都会给文学院师生讲一遍“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独自到沙漠去冒险，他丢失了全部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时慌了，翻遍了所有口袋，终于在一个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苹果。他闻了闻这个青苹果，觉得这是一个水库，是一个粮仓，且无比清香。他握着这青苹果，朝一个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时，他就手握青苹果看一看闻一闻，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黄昏时分，他惊喜地看到了绿树红花，原来已经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手握这样一个青苹果，而教师手里的那个，更应该握得紧，永不离手。

　　溪与石

　　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家庭生活当中。早年的大家庭生活中，童庆炳受祖母的影响最大。他曾对笔者说——

　　“祖母身上最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善良，她的善良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我印象中，早些时候，她就对某些方式不能理解，对阶级斗争不能理解。她说，今天我们还是邻居，还是亲戚，怎么能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要去批评、斗争，还有的就枪毙了呢？祖母完全无法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影响极深、影响极大的。‘文革’中，我没有敌人，都是人家批判我。这正是受我祖母的影响。我常常想，按照祖母的逻辑，她就会这么想：今天我们还是同学，还是我的老师或者学生，怎么第二天就变成敌人，就要来斗争了呢？他或者她可能身上有种种矛盾或缺点，但怎么可能会是敌人，要斗争、批判，甚至送到监狱里去或者送去劳改了呢。”

　　说起曾经的那些运动或斗争，童庆炳很痛心。中国人最常讲的是“忠厚”，做人要厚道，不能翻脸不认人，更不能整人害人。

　　而从祖母身上，童庆炳把这种观念融入到了血液和秉性之中，化作了信仰之石、价值之基。而这种善良和厚道，也正是所谓“道德情操”的根基。

　　因为这种善良和厚道的守护，一向看起来柔弱和善的童庆炳，平添了一种难得的刚毅。这种刚毅，常常被人命名为正义感。

　　“文革”前后，作为“红五类”出身兼老党员的童庆炳，不时被要求去揭露或者整某某老师或学生。为此，他不惜和校领导拍桌子，拒绝整“黑材料”。

　　因为这种刚毅，童庆炳保护了身边的许多人，他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被同行和同事所敬佩。

　　尊重别人，容忍乃至欣赏不同风格和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和大度，童庆炳才一生广交朋友，带领“童家军”闯出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新天地。

　　童庆炳自己编了一则“小溪和石头的对话”。意思是小溪旁有一块巨石，千百年来岿然不动，永远站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水涨水落，它总是蹲在那里，用冷眼观看着世界的变迁。小溪则流动不止，无论日升日落，无论白天黑夜，用它哗哗的流水和浪花唱着歌。水主动，石主静。水的理想是奔腾向前，石的理想坚定不移。没有理由贬责石头而独尊小溪，也没有理由独尊石头而贬责水流。每个人的健康选择，都有可贵之处。

　　童庆炳告诫身边的每一位人，我们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尽管别人与你那样不同。

　　聋青蛙

　　童庆炳的学生蒋原伦教授曾经在《童老师》一文中透露，“童老师的健身秘诀之一是每周登香山一次”。其实，童门早些年的学生几乎都陪老师爬过香山。

　　在蒋原伦眼中，“他登山的节奏是匀速的、不间断的，且心无旁骛，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我想，这登山的境界就是童老师为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童庆炳自己则表示，他性格的一部分，是由弯弯的山路塑造的。

　　少年的童庆炳，一度辍学在家，每天要走遥远的山路，进山砍柴，然后挑九十斤柴火回家。闽西的山路狭窄陡峭，一边是陡峭山坡，另一边是万丈悬崖，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溪水。所以，在柴路上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要很小心，不然会掉下去。“特别是雨天，上面下雨，我们头上却冒汗，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等脚踩上了平地，那么这一天的危险才算结束。”

　　长大以后，童庆炳明白的第一道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想获得成果，就要有那种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山路挑柴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总是艰苦而又危险。“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坚定、坚持、坚韧，要拿出这种不倦的精神，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

　　来自农村的童庆炳，从不认为自己有多高天赋。上大学时，他甚至有点儿自卑，认为很多地方都比不上那些有基础的好学生。留校工作之后，他也一度被怀疑业务有问题，被迫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

　　然而，就是靠着身上这么一股“挑柴”的劲儿，1963年，童庆炳发表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发表在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上。

　　在那一组六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中，郭预衡、钟敬文、启功等名家大作赫然在列，而童庆炳与钟敬文的文章篇幅并列最长。

　　据童庆炳回忆，那时他住在二龙路，从北师大东门坐22路，到西单站下车，但当时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红楼梦》的图景，总是坐过站，到了终点站前门，下来回去，发现又坐过了，又要重新上车。

　　改革开放之后，童庆炳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春天。据百年校庆时北师大中文系编的教师著作论文目录统计，童庆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2年的十多年间，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还有十多种著述。

　　童庆炳说：“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童门弟子也回忆道：“童老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学生不读书、不研究、不努力，这也可以看成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他一以贯之的教导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这种心无旁骛和一以贯之，童庆炳常常用“青蛙爬塔”的故事来比喻：一群青蛙要爬一个高塔。他们争先恐后往上爬，过路人看见这群青蛙的愚蠢行为，就大声喊：哎，塔这样高，你们是爬不上去的。于是，有一些青蛙停止了爬塔，退下来了，可还有青蛙继续往上爬。人们又叫喊：哎，你们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赶快下来吧。于是，又有一些青蛙退了下来。经过人们几次喊叫后，几乎所有的青蛙都退下来了。但还有一只青蛙继续往上爬，不管人们怎样喊，那只青蛙都不听。最后，这只青蛙终于爬上塔顶。待这只青蛙从塔顶下来后，人们问它：你凭什么精神爬到塔顶？青蛙摇摇头。原来，这是一只耳朵全聋的青蛙，它根本没有听见人们的喊声，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扰，凭借自己的专注和毅力爬上了顶峰。

　　童庆炳说：“多少人来劝我，向我喊话，可我没有听见，我是那只聋青蛙。”如今，北师大文艺学中心已经根深叶茂，童庆炳的文集也即将出版，十卷本摞在一起，没有一丝水分，扎实！厚实！

　　严与慈

　　很少有人能把“严师”和“慈父”两个词兼具于一身，但童庆炳做到了。

　　季羡林曾将自己的一个学生推荐到童庆炳门下读博，这个学生私下里向季先生说童庆炳挺厉害的，有些怕他。但季羡林却对童庆炳大加赞赏，认为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能在严师指导下学习是一种福分。

　　在一篇《宽严相济》的文章中，童庆炳谈及自己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宽严须相济，所谓严，就是对学生的学业一定要严格要求，丝毫不能放松。

　　童庆炳说：“学生来学校，愿意做你的学生，就是希望得到导师的指导，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学生既然想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那么，老师的严格要求就是符合学生愿望的。”

　　童庆炳讲述过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位学生，他的论文初稿写得很差，完全不能令我满意。我在别的学生面前当众批评他，一直呵斥到他哭了起来，流下了眼泪。当然，他很皮实，没有去寻死觅活，他认真地接受了我的批评，听取了我的指导，最后经过修改的论文很优秀，顺利通过。后来，他把论文拆开，连续在国内的刊物发表，毕业后还当上了某高校的教师，并很快评上了教授。每年春天新茶下来时，我都会收到从南方某地寄来的一盒茶叶。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他寄来的。我从来不把这盒新茶仅仅看成是一盒茶叶，这是我获得的一枚奖章。我把这枚奖章看得比任何奖章都重要，因为这是我执教成功的一个证明。”

　　然而，当学生遇到困难时，诸如生病、失恋、家人出事、穷得揭不开锅、找不到工作等等，童庆炳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们。

　　童庆炳曾说过：“是的，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听其自然，很少去争什么。我为自己的事，决不走后门，决不踩领导的门槛，决不托人做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为了学生，为了解决学生的困难，为了帮助学生，我可能去走后门，可能会踩领导的门槛，可能会托人为我的学生办事。”

　　除了“慈父”，还有谁能这么做呢？

　　有一位韩国博士生，“非典”期间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辩，童庆炳毅然应允。于是，一场在科技楼天井里的特殊答辩产生了，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人人头顶骄阳，戴着厚厚的口罩，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答辩。

　　严师成人，慈父爱人，仁爱之心，莫过于此。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近六十年的讲台生涯中，童庆炳从来都是站着、走着讲课。

　　这一次文学院党校的首场讲座，年近80岁的童庆炳依然站着讲到了最后。文学院的新闻报道这样写道：“报告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童先生在报告中结合自身的从教经历，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阐释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童先生的报告真诚又亲切，娓娓道来，让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深受感染，场内数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童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四有’好老师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童庆炳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讲演。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