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维先生：走得有点寂寞的“老上海”(陈学勇)

李君维《绅士淑女图》书影，赵无极绘

　　李君维这名字，读者比较陌生，即使是上海的读者。他笔名东方蝃蝀，知晓的人或许稍多一些，上世纪四十年代署此笔名的小说集《绅士淑女图》深得张爱玲神韵，名噪一时，学界曾“誉”之“男版张爱玲”。虽如此，但知晓东方蝃蝀的人大概仍然有限。我与君老过从日久，堪称忘年交了。近年来虑及他年事日高，未敢烦扰，渐渐少了请教、音问。前些天陈子善披露老先生已于八月仙逝，我很是愕然。本当文字送行，只是他生前我已写过《东方蝃蝀的小说》《晚年的东方蝃蝀》，还是别人来送吧。至今所见悼念文章唯钟情君老的陈子善孤零零一篇，这位寂寞大半辈子的老作家，最后走得依旧有点寂寞。

　　上海对于李君维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成名于斯。他的小说描绘的几乎尽是上海人的生活、情绪，作品都发表在上海(若不计供职北京的电影公司时的非文学性稻粱谋文字)，遍布四十年代后期的《文潮》《幸福》《宇宙》《家庭》《辛报》《亦报》。他只编辑过一份文学杂志《少女》(和姚苏凤合编)，也是在上海。当年上海小报介绍，李君维“为圣约翰高材生，他的面貌像他的笔调，那么温柔，那么有魅力，十分漂亮，感情细腻和脆弱，自己说有些神经质，但其行文有神来之笔”。出版《绅士淑女图》时有张留影，小分头，休闲西服里花纹领带微微斜垂，十足上海的翩翩少年。一九五〇年李君维迁居北京，沉寂三十余年后再度创作，中篇小说《伤心碧》、长篇小说《名门闺秀》写的仍是上海和苏州的上海人，仍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版不时见到他短文。沪上众多报刊，上海味道最浓的正是这份晚报。

　　李君维是位老上海，尽管旅居北京的岁月是生活在上海的两倍，却身在京城心在沪。老先生向媒体宣称：“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好像定格在二十世纪，我的手表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意思太清楚不过，他始终是个上海人。走出去的上海人，哪怕离开再远，时间再长，都固守着一份上海情结，或隐或显，流露在方方面面。李君维给我的信，每每冒出上海词语，“温吞水”，“瞎三话四”，“有一搭没一搭”。不说洗和煮，而是“买汏烧”。他有篇文章写道：“我每次回到上海，听电车上售票员报起站名来，简直像丁是娥唱沪剧一样好听。”他告诉我，“听上海人讲几句话，我就可以想象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他“有时呆坐着会想起往事，往往触景生情，一段一段的，有连贯的，有不连贯的。”我猜想，这往事必与上海相关。信里就这么写过：“酒本不会喝，喝一口就脸红，现在咳嗽更一口也不喝了。不过，我很欣赏别人晚饭喝一口酒，在25支的电灯下，简单的有点佐酒菜，有花生豆腐干之类。有妻儿围坐，静悄悄的，有时说两句话，短短的句子，甚至一个字两个字，互相都听懂了。”一幅素描，上海市民自得的“小乐胃”。

　　他留意上海话题，年轻读者不解“洋风炉”“卡夫卡斯咖啡馆”这类老上海的事物、名词，他感慨：“五十年过得真快，却很快变成了历史，许多名词淘汰了。”因而他怀疑，今天张爱玲的年轻粉丝能读懂她多少。李欧梵续写《倾城之恋》的《范柳原忏情录》，写范在上海看“蹦蹦戏”，看昆曲，去“大光明”看电影《乱世佳人》。李君维批评写得“牛头不对马嘴”，这样的洋绅士应该去“国泰”。两家电影院的影片和关照都有分别的。

　　李君维说起一个愿望：“一直想写一篇回忆三十年代申曲的文章，迟迟未动笔。现代青年不了解那时上海盛行申曲(张爱玲也常提到)，反映三十年代上海的影视作品，总是以越剧、弹词为音乐背景，不知找出申曲的旧唱片配上更有时代感。”而且拟好了题目《申曲之忆》，似乎终究没有成篇，是他生前诸多小遗憾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是，陈思和主持《上海文学》编政那年，拟重刊东方蝃蝀小说旧作，配我一篇评论《迟到的灿烂》。岂料不久主编易人，此事不了了之。而大可补偿的是，他晚年的二度之梅又是绽放在上海。沪上出版人策划付梓“东方蝃蝀小说系列”，乃当时搜集到他全部小说之大成，俨然出土文物，颇为读书界瞩目。接着陈子善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东方蝃蝀研讨会”，云集了各地学者和李君维的上海故知。老作家不良于行，未得亲临会议，但欣慰之至不言而喻。

　　旅居北京的李君维，往来的多是上海人，沈寂、吴承惠(秦绿枝)、沈毓刚、叶明、朱曾汶、福建籍上海人何为。在北京的，亦是和他一样，由沪迁京的冯亦代、黄宗英、董乐山。老人送我每一种新出的作品；往还信札四五十通；引荐我结识黄宗英；为拙著撰写书评，等等，这般厚待于我，显然因为我青少年时代也有过十多年的上海时光。检阅这些信札，浓浓的上海旧绪丝丝缕缕。我们随意闲聊，如他爱说的，“有一搭没一搭”：“七九老人尚能自在上下公交车，我已满足了。虽然有时一上车，售票员即张罗让座，从其神色看来，生怕我摔倒。其情可感，不过我还站得住。”已过古稀的老人有时如文学青年，在报上得知中国书店座谈《老饕漫笔》，贸然到会，持书请作者签名留念，“我这不速之客还作了几分钟发言，盛赞此书，好像说到了点子上，博得作者首肯。”那种读书人执著、憨态，跃然信上。一次我请问“诸葛夫人”背景，他即刻回复：所谓夫人“其实是姚苏凤的化名，姚苏凤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某报上辟一专栏‘诸葛夫人信箱’，用了这个化名。后来有人请夫人去做报告，就由姚先生的夫人徐素瑛李代桃僵”。

　　李君维比张爱玲小两岁，正式登上文坛晚三年(此前有练笔短章)。他与张爱玲的知己炎樱熟透，他好奇地(特说明并非慕名)登门拜访女作家，他笔名受启发于张的文章《必也正名乎》，“东方蝃蝀”初亮相时被传为张爱玲的新用笔名。他的小说《名门闺秀》开篇即是：“三十年代的月亮是陈旧的。天蒙蒙亮了，昨夜残留的月亮还挂在上海孟德兰路席公馆的屋檐旁边，苍白，虚弱，凄迷。”你不会不想到《金锁记》那段著名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何止于此，李君维感受张爱玲创作特色极有见地，而且说得形象贴切：

　　她的小说集子《传奇》在百新书店出售就觉得有些尴尬，它挤在张恨水《似水流年》的旁边好像不大合适，挤到《家》《春》《秋》一起当然更合不到一起。正如热闹的宴会里，来了个不速之客，主人把他介绍到这边一堆人来也话不投机，介绍到那堆人去也格格不入，可是仔细端详一下，他与两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冷漠。(《张爱玲的风气》)

　　李君维的小说何尝不可作如是观，诚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评论：“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于是有研究者说他是“张派传人”、“张爱玲的门生”。我实在不喜这样的“美称”，李君维也不乐意。话再说回来，他和张爱玲的相近确是其他作家所不及。“海派”的海字，更把两位连得无法分开。张爱玲和李君维均属于上海，不过，张爱玲毕竟由北方南迁，要说小说里人物和语言的上海味道，到底比之南方土著的东方蝃蝀稍逊一二分。

　　李君维创作于“文革”结束以后的两部小说，一个长篇，一个中篇，较之四十年代的那些短篇，篇幅增多数倍，文字成熟许多，却未相应产生热烈反响。他的时代过去了，即如张爱玲重返大陆文坛，照样无力回天。不知老人封笔之作是哪一篇，至少到二○○六年，八十四岁之际他并未辍笔。

　　我与老人通信这么多，却未尝谋得一面。他多次感慨，相距太远，恨不能随时地酣畅、惬意地说说闲话。我去过几趟北京，每趟来去匆匆，更是潜意识里顾虑他性格内向，如果相对讷讷，岂不扫兴。那时以为，他来信大多两页三页，够酣畅，够惬意，竟未能体悟老人寂寞心境。如今重读来信，顿感未及倾诉给老人的话很多很多。他走了，走而至于了，空余一怀惆怅。

　　李君维外文甚好，凭此优势，《大公报》从百余名报考者里录取三人，是二十二岁的李君维和金庸、王某某，分派至国际版。他写作之初翻译过外国作家的时事论说，多刊在上海《时与潮》杂志。又以笔名“枚屋”写过不少国内电影评介，这正是他调往北京电影局的缘由。李先生未入集的文字另有小说《双城故事》《补情天》，还有短文，我寓目的就有《怨女篇》、《缺少了几位先生》《沙漠的歌声》《玉台新语》，短则几百字，长至数千言。他生前念念不忘佚失的小说《玉如意》，自诩“堪可入目”。此作刊上海的《家庭》杂志，不知谁能打捞出来以慰在天之灵。何时能出版一套《东方蝃蝀作品集》呢？陈子善断言：“东方蝃蝀的小说也是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美的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