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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再现陕甘边“闹红”历史的扛鼎之作(李险峰)

——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长篇小说《根据地》读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3日10:00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李险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发起组织领导广大民众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建了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迅速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民族解放和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如今,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已过去了80年,按说,陕甘边“闹红”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早应在文学家的笔下得到全景式的生动再现,但迄今为止,这段历史仅仅以碎片的样态散见于为数不多的文学或其他艺术文本,这不能不被视为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一个缺憾。今天,这一缺憾终于被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弥补了!作为一个现役武警部队的领导干部,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牺牲了大量的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多方搜集文献资料,深入挖掘红色基因,以对历史和读者负责的精神创作了30余万言的长篇小说《根据地》 ,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了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壮丽画卷。读罢小说,笔者认为, 《根据地》在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了以下几个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

  在叙事伦理上, 《根据地》既没有重蹈上世纪50至70年代一些历史小说粉饰或歪曲历史的覆辙,也没有紧趋80年代以降文艺领域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后尘,尊重历史是作者秉承的创作信条,“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是作者的底线。为此,他搜集查阅了大量权威性的历史文献,力求使自己成为陕甘边红色历史的研究专家,从而规避了骨干史实出现不真实的风险。但是,历史小说毕竟是文学艺术,而不是历史文本,它并不排斥虚构,而且,唯其虚构,历史小说方能从历史文本的“实录”诉求转而走进文学的审美世界,这应该是历史小说既是“历史”又为“小说”的前提。从革命历史小说的接受来看,读者试图认知的主要内容并非各类历史文本中表述基本一致业已固化的骨干史实,而是在骨干史实的框架下回眸历史文本不可能涉及的历史细部。党益民深谙其个中三昧,他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在人物设置、情节发展、场景描绘和行为动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艺术想象。小说除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妇孺皆知史有所载的历史人物,还虚构了杨胜、梁东、柳叶、张静、刘倩、“老刀” 、“拴马桩”等多个次要角色,正是这些次要角色的存在,才把镜头由“领导”转到“群众” ,把框架搭建变为细部展示,从而浓化了小说的文学属性。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风生水起,革命历史叙事首当其冲,出现了消解神圣、颠覆定论、欲望展示、暴力美学、零度书写等诸多弊端。然而, 《根据地》既没有出于满足读者猎奇心理以“解密”为诱饵对众所周知的基本历史面貌进行歪曲或颠覆,也没有为了迎合读者低级趣味而展示情欲性爱与血腥暴力,作者在消费主义催生的市场化娱乐化的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坚守了作家的良知,表现出竭力去表现新历史主义诸多弊端的伦理诉求。

  在情节设置上,作者匠心独运,有力强化了小说的可读性。显而易见,《根据地》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武装闹红斗争。小说从富平早期共产党人严木三组织领导发动青少年学生为了捍卫王翠兰和柳叶母女的尊严跟恶霸地主纪德的斗争切入,由此引出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陕甘边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的习仲勋,然后以习的革命活动为主线,在这一过程中穿插概述黄子文领导的渭北“交农” 、刘志丹等领导发动的渭华暴动等准军事和军事斗争,直到习仲勋发动两次兵变失败后找到刘志丹,之后的革命斗争就大致上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叙事空间比较详尽地展开。另一条情节线是扣人心弦的地下斗争,这条线以国民党特务“老刀”为中心暗暗地延伸。“老刀”几乎与故事的时间切入点同时出现,他的败露以及被处死则为这条线打了个死结,而小说的整个故事也在此后不久即告终了。这两条情节线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前者中的“大事”史有所载,后者则是作者的虚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地下斗争的许多人事本就不见诸于历史记载,因而这种虚构乃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下合乎情理的艺术想象;前者是叙事的着力点,后者是叙事的兴奋点——对于所有读者而言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具有永恒的阅读魅力。两条线时而分离,时而交错,从而使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情节跌宕起伏,不仅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而且表现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性和危险性。

  《根据地》的又一个创获是善于在历史讲述中嵌入地域文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与甘肃交界地带,那个历史时期的“陕甘边”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房屋建筑、方言土语、民俗事象、历史传说、民间艺术……这些都在《根据地》里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示或点染,其中着墨较多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曲曲信天游和一句句谚语,它们犹如一株株绚丽怒放的鲜花点缀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塬,凸显了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地域风貌,让读者真切地认识到是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什么样的阶级关系、什么样的民风民情孕育催生了红色武装力量由弱小到壮大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品位。

  在人物塑造上, 《根据地》善于将革命精神与人伦情怀相融合。作者并没有把人物概念化神圣化,没有把革命者作为人的一面抽空而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民国十八年年馑发生后,习仲勋遭遇父母双亡的人生大悲剧,“他独自坐在油灯下, ……无声地落泪……”刘志丹在李富贵家里给主人“打下手”酿米酒……这些日常生活层面的细节叙述既表现了革命志士舍生忘死的铁血担当,又表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一员的人伦情怀,从而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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