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大诗”写作的可能向度(姚洪伟)

——对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的诗学解读

　　在现代汉语诗学中，海子是最早提出“大诗”观念的诗人。随后，很多诗人参与到“大诗”构想中来，并进行了有力尝试，还衍生出了“大诗歌观”等诗学主张。诗人昌耀就曾说：“我是一个‘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行者……诗美随物赋形不可伪造。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诗创作中，却很难见到海子和昌耀所期冀的那种具有“大诗”气象的长诗。进入新世纪后，短诗创作的“开发”空间接近“极限” ，一些诗人转向长诗创作，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的史诗、抒情长诗等“大诗”创作有了新的气象，王久辛、梁平、李松涛、胡丘陵、马合省等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为“大诗”的突围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新世纪中国新诗创作新的艺术增长点。他们的诗歌在“大诗”观念的影响下，围绕民族、国家、理想、信念等宏大主题，运用大修辞大意象对历史进行重新“想象” ，凸显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实现了对历史的现实转换，为新世纪的长诗写作提供了新的存在和可能向度。

　　王久辛的诗歌着力于对革命历史题材的现实书写，对军旅生活的深度再现。他先后创作了《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南京军民招魂》 《艳战——魂系红军西路军女战士》等系列历史题材的长诗，在这些诗中，他着力表现自己从历史认知中获得的“宽广的胸怀、巨大的想象、丰富的思想、浓烈的激情和浪漫的情怀” 。沿着这一认知，诗人在2007年创作出了《大地夯歌》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大诗”文本。 《大地夯歌》以民谣中的“夯歌”形式，用1800余行的大体量，描绘了长征途中一系列感人事迹并塑造了系列英雄谱像，深度再现了长征途中红军的“五次反围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新世纪长诗创作中“大诗”抒写的优秀之作。

　　在《大地夯歌》中，一开篇诗人就阐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在题记中对美国记者哈里斯·索尔兹伯里对长征的评述进行了反驳，认为红军长征不是所谓的“求生存” ，而是一种民族理想的追求。对历史的再理解和重新体认，是诗人获得创作灵感的本源。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反思所经历的历史，才能从反思中吸取经验教训。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因为历史的昨天是现实的今天的佐证。诗人在序诗中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和谐、宁静的现实世界，以“洞”这个意象铺展开诗人的情绪，以革命圣地“井冈山五月的清晨”来展现诗人的意象世界。“洞”是诗人设置的一个意象之词，通过“洞”这个词来承接历史与现实。诗人运用比兴手法，以“洞”来象征人类漫长而又模糊不清的历史，从而一步步由浅入深地向历史的更深处去探寻。

　　语言是构成诗歌的最基本的要素。 《大地夯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运用夯歌这种民谣体式入诗所呈现出的独特诗美韵味，加上象征与暗示的混合运用所产生的特别意象，宏观书写与微观描绘相结合所取得的和谐统一，达到了多重语言相互绞合的多重意象效果。整部长诗除序诗外，每一章都运用夯歌开篇，每一章的夯歌在节奏的舒缓程度和语词的构成上都有微妙的变化，作者还巧妙地融入了短音节的主题词，从“嗨哟吭哟”到“呼咳咳呼咳”再到“哎嗨嗨哟哟哎嗨嗨哟”“哟吼”“呼儿嗨嗨呼儿嗨”到最后的“哎嗨嗨哟哟哎嗨嗨哟” 。每一处语气都决然不同，夯声一浪高过一浪向前推进，气势与诗人所歌唱的长征历史在整首诗中得到巧妙融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音乐美。每一段夯词在叙述内容上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与每一章抒写的内容密切相关。在这些震天的夯歌声中，诗人在保证整部作品恢弘流畅的同时，在结构中使诗歌的意义效果实现最大化，给读者展开了一个浩大、辽阔、雄浑、壮观、气势如虹、震天撼地的革命图景。

　　在描绘战争的场景时，诗人很少直接描写战场上敌我厮杀的情景，而是以诗的暗示来凸显战争的惨绝和残酷：“勇士辉煌把理想∕写在湘江又用鲜红的∕热血把湘江染红∕把两岸所有的映山红浇灌” 。诗人用湘江被鲜血染红来暗示战争的伤亡程度之大，既避开了有限的诗歌内容难于容纳宏大的战争场面描写的局限性，又含蓄且耐人寻味，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像这样运用暗示的地方在王久辛的诗歌中多次出现。另外，诗人在诗中大量运用口语化表达，使得诗歌明白通畅，诗人认为“最高明的修辞就是最畅晓的表达；相反，最难懂的诗，一定是最蹩脚的修辞” 。这对当下的诗歌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也是对当下一些故作高深的诗歌写作的有力反驳。

　　面对当下诗歌写作的“个人化”态势，许多诗歌沦为诗人发泄个人情绪的工具，不少诗歌成为诗人用意象的堆砌和杂乱的语言掩饰其灵魂空虚和寂寞的掩体。黑格尔说：“诗人仿佛是第一个人在教会全民族把口张开来说话，使思想转化为语言，使语言又还原到思想。 ”然而，现实的诗歌书写已经不能折射社会秩序的崩溃和重建，不再是历史转轨时期国民灵魂震荡和裂变的记录，更不是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时代精神的再现。诗歌已经异化为诗人们调侃和插科打诨的游戏，对生活的戏谑和对艺术的亵渎，一种远离大众、脱离现实、隔离生活的无根浮萍。不少诗人只是用所谓玩世不恭的超然和自命不凡的清高来掩饰社会良知的沦丧，用随意扯起的一面大旗来标榜一股新潮、一个流派的所谓“探索”与“试验” ，反映出诗人的灵气不足和思想浅陋。这些都已经背离了真正的诗歌精神，由此导致当前诗歌内在精神的缺失。

　　一首诗要能够历久弥新，必须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强大的生命力则来自于诗歌的精神情操和气度在诗歌文本中的多重互渗。史诗的担当表现在诗人的作品直击社会现实，能够及时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痼疾，起到警醒和劝诫世人的作用，对重塑当代价值观有着积极影响。王久辛的《大地夯歌》从某种意义上担当起了这个时代的道义，起到了警醒和劝诫的功能。 《大地夯歌》给中国当下新诗所提供的思想与艺术启示是多方面的，它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来发掘和开采。它不单从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广阔性，在用句和修辞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创新，对历史的思考和阐释也有新的见地。经过时间的淘洗，不论从诗歌史学意义的角度去审视，还是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 《大地夯歌》的重要诗学意义都将会进一步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