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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的蹊跷(李国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09日10:22 来源:解放日报 李国文

  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相当快活的日子

  明代文人张大复在 《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相当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率,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极,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到他躺到定陵,然后,又接着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大明天下,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有清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万历朝多持否定的看法,对万历个人颇不以为然,难道张大复的文字,是在粉饰太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古井臼歌》的长诗,其创作主旨也是在赞咏他曾生活过的万历年间。“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已是清朝康熙时人的他,用得着拍前朝万历的马屁吗?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

  朱翊钧早年为学童时,还算是一个乖顺的孩子,后来,亲政,江山坐稳,则绝对是一个不成器的败类。

  第一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消极怠工的皇帝,史称:“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甚至做了三年御史的刘光复,没见过这位帝王一面,头一回登殿,越次发言,万历大发雷霆,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胡乱插嘴,连叱拿下。吓得他尿屎一裤,顿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为历史一大笑话。

  第二败,他的行政机构,乃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最为空转无能的政府,史称:“万历二十九年……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第三败,他还是一个极其能搜刮,极其能敛财,极其能挥霍,极其性疯狂的几乎不可救药的最高统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开征各式各样的恶税,盘剥百姓。张大复文中起首所说的“罢税”,就是指朱常洛即位后的德政,废除他老子这些天怒人怨的税政。

  第四败,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过于他未成年前,将整个大明王朝,交给张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败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后,对死去的张居正进行报复性清算,而尤为混账的,还彻底否定了实际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所以,《明史·神宗本纪》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近人孟森对明朝衰亡的脉络,加以梳理:“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我在景山上看到这棵歪脖树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国全部帝王中,为排名第5的在位时间最长者,他的后代可就没有这份好命了。他的儿子朱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仅1年;他的孙子朱由校,庙号熹宗,年号天启,仅7年;他的另一个孙子朱由检,庙号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李自成进北京,自缢煤山。这就是说,万历的一子、二孙、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时间的二分之一,就将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过来思索,万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孙的双倍时间内,任意随性,胡作乱为,也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在张大复文中与“罢税”同提的“发帑”,足以说明万历虽是一个败家子,但还是给他后人留下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泰昌初,朱常洛能动用内库160万两,以作饷银。这可不是小数目,16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3亿3千万元人民币。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可证朱翊钧这个败类,这么大把地糟蹋国帑,竟然还能给儿子留下来为数可观的钱。

  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隋炀帝杨广,14年功夫,就把隋朝折腾光。朱翊钧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无殃,绝对应该垮而未垮。他的后人,尤其那个崇祯,不可谓不尽心,不竭力,千方百计想不垮而终于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惨。北京人亲眼目睹,崇祯爷挂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跣着,其狼狈可想而知。1949年我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我在景山上看到这棵歪脖树,因为它犯过弑帝之罪,用大铁练子锁了起来,以示惩戒。崇祯最后被围城中,士兵乞饷,国库拿不出一两银子,他只有张嘴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借,可怜哪,大家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地三万五万地给。想想万历年间的那用不完的钱,哪怕想想万历年后的泰昌仍钱淹脚面,要让崇祯不上吊也难了。

  虽然西谚有云: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也是蛮恐怖的,张居正“夺情”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这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万历这个人,应该说很糟糕,但终其一生,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从不露面公众。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

  所以,万历年间,或许也与他的不管、少管、懒得管有点凑巧,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之前罕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力度极大。这种文艺领域的繁荣,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人类,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不会留下时代空白。所以万历年间的这一文艺活跃景象,是与西方世界同步的,也是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京华满城说惊梦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这两位戏剧家同时在十六世纪展现出超人的戏剧天才,第一,是这个时代需要大师,第二,是这个时代催生大师,第三,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决定这个时代会不会,能不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经济,是财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白银。莎士比亚,这个手套匠的儿子,公元1585年,时为中国万历十三年,从家乡来到伦敦谋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船旗飞扬,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这座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愈发达,文化消费愈盛行,文化消费的高涨,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兴旺,这充分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同样,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时人誉曰“京华满城说惊梦”,“魂兮归来话杜娘”,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清人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为他伤心到死?”次年,汤显祖作《南柯记》;再次年,《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16世纪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可以想象,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成批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消费欲望。清人赵翼所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所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质的满足,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佚乐的特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的万历年间,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朱翊钧的看法很恶,他对断送了大明江山的这位昏君,十分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却使我们获知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什么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量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于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这大把银子,若是进入国家财政,当然国就富,若是放在民众手里,当然民就强。而国富民强之后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粮足,兵强马壮。有了巩固的国防,外敌不敢觊觎,边寇不敢启衅,这是中国盛世王朝必走的强国、强军、强民之道。

  然而,万历年间,上下一致地却反其道行之,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万历四十二年,为其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那花掉的银子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十年。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从上到下的奢靡,不花白不花,大肆挥霍,遂成万历年间的社会风气。《金瓶梅》的出现,正是这个丰裕,富庶,有钱,有闲时代的必然结果。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拥有的海量赀财,却种下了大明王朝败亡的祸根。

  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张居正能够做完他想做的匡国救时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钧只是一个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别地优秀,只要求不那么混账和混蛋,多少听得进人话,多少做一点人事,多少差强人意的话,也许一部《晚明史》,就不是从他朱翊钧开头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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