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活”将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鲁大智)

　　温儒敏：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了新生面。

　　贺仲明：文学生活研究始终不应该忘记文学这个中心，它不是将文学作为工具，也不是以文学为附庸。它始终关注文学的生存状态，关注文学的命运，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

　　温儒敏：“做学术不可能样样瞄准耙心，很多人是做学术积累、文化积累。这些积累对整个社会进程来说是最基础的，但是很必要，做学术积累的学者也要有一定的现实关怀。”

　　从2013年底开始，几乎每一个周末，不同方向的人潮涌入山东大学知新楼A座620报告厅会，走进“文学生活馆”。

　　“文学生活馆”以周末文学经典讲座为平台，面向社会开放。一年半的时间，近百场讲座，现场听众逾万人。山大教授谢锡文说，两年前山大文学院启动以温儒敏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作为课题组成员，她依托“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创办了公益性文学经典阅读平台——文学生活馆。

　　如今，“文学生活”课题也将结项，“文学生活馆”经典讲座系列仍朝气蓬勃地持续开展着。在近日举办的文学生活与当前文学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对于“文学生活”各抒已见，探讨这一鲜活的研究对于学界的冲击和影响。

　　“现在学术界有点脱离实际。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研究都结合实际，学术积累是值得尊重的，还要有一部分研究要走向生活。”北大教授温儒敏说，不光是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没有当代的关怀，学术研究思路无法从禁锢中走出来。

　　何谓“文学生活”？

　　“文学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源于对现有的研究状况的不满足。温儒敏指出，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理论研究，大都是“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属于“内循环”式研究。

　　“不是说那种重在作家作品评价的研究不重要，这也许始终是研究的主体；而是说几乎所有研究全都落脚于此，未免单调。忽略了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来说，肯定是不全面的。”温儒敏认为，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2009年9月武汉召开的一次会上，温儒敏曾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曾有学者提出疑问：什么是“文学生活”？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又如何？

　　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是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了新生面。

　　缺乏好的方法，有可能窒息文学生活研究的生命力

　　文学研究者的引领在什么地方？花了这么多力气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价值？它能为学术界贡献什么？是不是会像剥洋葱一样最后发现是空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的思考，也是很多学者关心的问题。

　　反思中国新文学与现实大众的疏离一直是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的关注点。当他着手“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时，发现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它能够更好地沟通文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地总结文学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经验教训。新文学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它与大众之间却始终并不亲近，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反思；其二，能够更好地促进现实文学的发展，以及当前文化的改变；其三，对于研究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锻炼和自我完善。对于习惯于封闭在文学内部做研究的现当代文学学者来说，关注文学生活，投入对文学现实的思考和调查，更深入地更广泛地了解了社会，确实是有意义的锻炼，是真正的“接地气”。

　　贺仲明表示，在研究过程中，经常听到有质疑声，意思是文学生活调查有各种媒体、专门调查机构，如社科院每年都出版文情白皮书，国民读书调查，等等。学校研究机构的工作是否多余？

　　“这是对文学生活研究的一种误解。文学生活研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是如许多机构所做的单纯数据统计，而是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能够做到其他研究所无法做到的，而且能够发掘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话题。”贺仲明说，文学生活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它独特的深度上。他们的调查从具体的细致问题入手，有针对性地寻找到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它们完全能够对文学和文化现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调查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阅读情况，特别关注作家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情况。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界与古典文学的关系以及当代价值，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做一篇真正有质量的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所付出的努力比写一篇一般的文学研究论文要难很多。在研究中，好的方法是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深入的重要前提，缺乏好的方法，有可能窒息文学生活研究的生命力。同时，贺仲明也注意到调查活动中一些没有解决的困惑。比如，文学生活调查究竟以什么为中心？这种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会不会与审美研究有一定冲突……等等。但他还是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始终不应该忘记文学这个中心，它不是将文学作为工具，也不是以文学为附庸。它始终关注文学的生存状态，关注文学的命运，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

　　做学术不可能样样瞄准耙心

　　原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何锡章用“穷途末路”形容文学研究的现状。“学术如果不能影响生活，那么学术本身也是可疑的。”何锡章认为，过去是在封闭的文学史中研究，而现在从内部走向外部，从书斋走向田野，这是文学研究可选择的有价值的维度。同时这种研究还可以反向考虑，阅读者需要什么作品？这些调查结果是否会对作家和研究有一些触动？今天的研究者对当下的体验是不够的，“文学生活”弥补了这一点。

　　如果说对“文学的生活”的提出最初还有一些质疑的话，那么今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亚敏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转变。“‘文学的生活’像一面旗帜树起来了，变成了理论的基石。文学要走向广阔的维度，而‘文学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总体化的、多学科的跨界视野。”

　　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认为，“文学生活”的重新阐释以及相关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角、范围，“文学生活”不久将置于重要的位置，而且由此带来文学研究方法的变化。那么，之于已经变化了的“文学生活”，文学研究可能会出现怎样的调整？王尧说：“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命题的能力。我们同时需要面向现实问题找到思想来源。”他指出，所有的文学史都是非常“干净”的，只看到以文本为中心，以批评家为主，而“文学生活”的提出可能会带来文学史面貌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坚守自己的立场，同时从容、包容地面对当下生活，从现实中找到思想来源。

　　杨扬论述了今天长篇小说的奇观。他提出，过去讲创造研究，现在则进入文化生产时期，从参与的角度讲，现当代学术研究比较注重感性，包括作家作品。这样的研究继承了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温奉桥论述了现代报刊、稿费制度的确立与现代“文学生活”兴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温奉桥认为，现代传播手段是现代文学生活的重要表征，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对文学生产、文学生活体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现代报刊、稿费制度的产生，则构成了现代文学生活的重要前提，为现代文学生活的繁荣奠定了制度性可能。

　　“文学生活”课题结项，但真正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温儒敏认为，当下文学研究很拥挤，现代文学包括部分当代文学，近20年发表博士论文2600多部(篇)。学术论文产量很大，但对学术推进不多，与既有研究无法形成对话。每年那么多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要找论文题目，按照旧有思路会感到题目几乎做尽了。如果目光挪移一下，看看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那就会有许多新的题目。这的确是个拓展，研究的角度方法也肯定会随之有变化。这可能就有学术的更新与推进。

　　温儒敏也注意到，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有些文章还是较为浅显，有些问卷设计不够合理，部分课题研究量不够，调查的数据量和调查对象数量不够，对文学生活状况也要上升到学理上分析。他认为，“文学生活”的调查是结合人类学、统计学等各项学科的综合调查，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在调查研究中学习相关学科的方法论，不应局限于阅读现象研究、媒介研究，比如现在传播手段和阅读手段对心理生理的影响如何也应该关注。

　　“做学术不可能样样瞄准耙心，很多人是做学术积累、文化积累。这些积累对整个社会进程来说是最基础的，但是很必要，做学术积累的学者也要有一定的现实关怀。”温儒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