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眼光看日本——重读《菊与刀》(徐涟)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最后这样写道：“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括军事化的目标，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的主角。”“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地位，如若不然，他们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1948年，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去世。她不可能亲眼看到日本如何一步步成为东方贸易的主角，更一度排名为世界经济体第二位。强大的购买力一度让世界艺术珍品收归日本囊中，而走遍世界各地的日本游客也让其成为最受欢迎的慷慨者。她更不可能知道，就在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迈出占领中国第一步的84年后的同一天，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允许日本在不是自卫的情况下也可以出兵海外，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武装阵营的一员。

　　这些，本尼迪克特没有亲眼见到，她的预言却都一一变为现实。70年前，她只是通过“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从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

　　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方法，同时，也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的眼睛，本尼迪克特为我们解读了日本的国民性：在菊与刀的象征意义中纠缠、矛盾的民族，不承认“善”与“恶”的区分，改变了“仁”的原有字义，却要求严格等级、绝对秩序的“各得其所”，以及一切社会生活的“合乎情理”。他们坚忍、顽强，用尽全力恪尽职守，以一切不可想象甚至是自我折磨的方式达到自我修炼。他们安守于自己的既定位置，对于冒犯与污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报复，而这冒犯，在其他民族看来根本无从理解。对日本人而言，最可怕的是失去名誉。他们谨守报恩的思想，为了报恩可以不顾道义，只有名分、情理最为重要。在忠、孝不能两全之时，选择尽忠、再以剖腹自尽的方式作为对自己不能尽孝的惩罚。他们对“极致”的追求，成为日本民族鲜明的特征。

　　在本尼迪克特条分缕析，对日本国民性进行深刻思考与细致描绘时，作为中国人，时时能够深切感受到日本文化出自中国文化的源头。“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引进外国文明的例子。”对秩序、等级制的依赖，对重要概念的引进，无不出自中国，却又与中国如此不同。本尼迪克特写道：“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其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把‘仁’作为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石。”“日本却从未接受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可以说，抛弃掉中国伦理道德基石，则意味着对这一体系的彻底改造。远远看去，随处可见的中国字“忠”“孝”“义”“诚”“耻”让中国人感到亲切，及至走近，却发现完全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含义。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这毫无疑问，但中国与日本民族特性的巨大差异让我们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同一传统源流会结出完全不同的花果。龙生九子，各不相同；现实生活中，同样的父母，也会生出性格迥异、境遇天壤之别的兄弟。在某一个分界点上，相同的文化源流越走越远，分化成两条不同的河流。正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摆正心态，去除掉国人或多或少存在的文化优越感甚至是自大感，也才能在别人申遗时保持平常心。

　　掩卷沉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理解和描绘，有多少是真实的或者说接近真实？但她启发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民。70年前的日本人与今天的日本人，会有多大的差异？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全民族的共通的特性？跟历史相比，我们的现在总是渺小而微不足道，只有当我们也成为过去，才能在历史中显现。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现在”或“当下”都有机会成为历史，只有未来才有机会选择，哪些“现在”可以并值得成为传统。这其中包含必然，也有偶然，能把握玄机者才有机会在历史中留痕，一道又一道刻下的痕迹，终于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是将伤痛抚平，还是将伤口一次次撕裂？今天的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也将在历史留痕，决定着日本未来的方向。

　　当然，学者的研究永远只是一种解答。日本是个地震、海啸、火山多发的国家，灾难深重，资源匮乏。岛国的地理局限，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可以想象得到生存的艰难，生活于此的人们无时无刻能够放下沉重的压力。死亡，也许从来就不是最坏的惩罚，更多是一种解脱。这让日本人不惧死、恐惧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没有秩序，没有等级，何谈安全感！但彪悍的海洋民族骨子里的倔强，让他们不愿放弃。不屈抗争与顺从天命的矛盾对立，也许才是造成日本人性格的根本原因。不惧怕死，把死当作最终的归宿，反因此竭尽全力，将人的力量全部迸发出来；而一再落入宿命的窠臼，挣不脱天命，也只能逆来顺受，屈服于强者。“猛狮猎食，无论兔象，皆尽其力。”对日本人而言，捕捉兔子和大象，都要用尽全力，不因对象是兔是象，而是因为捕捉这一行动是为了展示自我之“诚”，无所保留，无所掩饰，无所浪费。

　　也正因此，日本人欣赏的是“极致”，是全力以赴开到绚烂、热烈的樱花，哪怕短暂，哪怕就要凋零；是情到深处不能自已，只能以死亡推向极致，换取刹那的永恒。日本人的俳句处处流露着“刹那即永恒”的极致感伤，即使生活中的点滴琐碎，也一一做精，茶道、花道，盆景、庭院，糕点、餐具，哪一样都细腻，精致，令人叹为观止。

　　但，精致、美好不是日本的全部。敬业、礼仪也不是日本的全部。就在今年，对于《新安保法案》，数以万计的反抗声浪，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民众的善良内心。但《新安保法案》获得了众议院通过，又在一轮高过一轮的反对声浪中，最终获得了参议院通过。也许，相比于沉默的大多数，十数万人的反抗声音还是太微弱！更多的日本人站在了另一边。那些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学者呢？即便有一些有识之士做出了严肃的历史研究，但更多的学者选择了忽视事实。傅莹在文章中遗憾地说：“这些年我同日本官员和学者接触，另有一种感受，他们似乎不带耳朵来，缺乏倾听的意愿。”政府偏执极端，学者又不愿倾听，只能导致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刘慈欣把丛林法则上升为“黑暗森林”，粉碎了丛林法则中的生态平衡。尽管弱肉强食，却还有“法则”，有“秩序”，有“规律”，而一旦“黑暗”降临“森林”，无从建立秩序，在什么都不知道的黑暗宇宙，只能滋生怀疑、恐惧，在恐惧、绝望中胡乱杀戮，企图以先发制人而获得生存。可悲的是，在核武器屡屡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国际焦点问题的今天，无论先发制人，还是被动迎战，都只有一同毁灭。又何况在核武器之外，也许真实存在着的外星智慧，只用小小的一片“锡箔”，就能让所有的人类文明与宇宙自身，完全坍塌至无明。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出版的当年，被选为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在这本代表作中，吉光片羽随处可见，其中关于电影的那一段，也给予我们启发。中国影视剧中的某些“抗战神剧”是历史的无知与肤浅，而日本人拍摄的二战时期电影呢？“美国人观看了这些电影经常会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和平主义的宣传。”本尼迪克特说，但事实上，对日本观众而言，这些电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他们内心知道，无论战争如何残酷，无论战争是否正义，无论需要你做出何种牺牲，你都“必须如此”。70年前的日本人就这样选择了战争，那么70年后的今天呢？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国民性的分析，就不能被历史的进步而打破吗？

　　我想起在一档广播节目中，一位中国军事专家谈起，参观完日本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之后，他和另一位美国将军心情沉重地回到车上，四目相视，不约而同地发问：Why？纪念馆中没有提供哪怕一丁点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谁一手制造了战争？这个问题也许对以前的日本人而言不重要，今天对他们而言，更不重要。但对历史而言，真的不重要吗？无论宽容与否，70多年前的血肉之躯渐渐埋入历史的烟尘；再过一二十年，与之直接关联的全部生命都将永远消逝。但，这个发问是重要的，重要之处在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人与非人，是人类社会最高的判断标准，是人类摆脱动物世界而走向光明的根本原则。

　　(本文引文出自《菊与刀》，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