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草婴先生(曹元勇)

　　10月24日傍晚六时许，草婴先生在华东医院溘然长逝。收到草婴夫人盛天民老师通过手机短信发来的消息时，我不禁感到愕然。我们一直以为草婴先生凭着他非同一般的顽强意志，一定能战胜病魔，在有生之年用他颤抖手指触摸到计划中明年出版的二十卷《草婴著译全集》。就在这个月的12日，我还到草婴先生的家里，去拜访盛天民老师，商量《草婴著译全集》的出版计划。孰料，草婴先生却在这个时候平静地辞世而去了。

　　草婴先生的家在岳阳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只有使用权。2003年，我为出版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第一次登门拜访，之后便成了那里的常客。最近两三年，为了谋划出版《草婴著译文集》，我造访的次数也比以往多了些。每次在朝向花园的书房兼客厅里坐下后，我都会对着草婴先生用过的书桌和书橱打量一番，他住院之前伏案工作或与客人交谈的情景就会在我的想象中闪现。

　　我记得，2003年底至2004年三四月份《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排好版后，草婴先生坚持要亲自看校样，把编辑过程中疏忽的差错用非常工整的字体一一改正。而且他一般会坚持自己的翻译语感。我曾经问他是否可以把《伊凡-伊利奇的死》改成《伊凡-伊利奇之死》，草婴先生就没有同意。《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出版后，我又出版过他翻译的《当代英雄》，因此也常趋访。当时草婴先生对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问题、“文革”博物馆问题都非常关注。不过，讲到“文革”时，他对自己经受的苦难一般都不会细谈。有一次，谈到现实中令人沮丧的问题，我讲话不免带上了情绪化的偏激，草婴先生则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他反对看问题走偏激；他说对任何问题和现象，都要一分为二地去分析，不能只看到事情的负面，也不能只看到事情的正面。从那时起，每当我为了痛快想说一些过激的话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草婴先生的这番教诲。

　　作为一代大翻译家，草婴先生在现实生活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瘦小、文雅、和蔼的文人，讲起话来条理清晰，但却不紧不慢。如果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他一定普通得如同随处可见的草一样。可就是这位像草一样普通的文弱知识分子，却在年过半百、历经坎坷后，花了二十年心血，以一个人的努力，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从俄语直接翻译成了汉语，为汉语读者建造了一座通向文豪托尔斯泰的壮丽虹桥。草婴先生的这一壮举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翻译史上塑造了一座高峰，而且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难以超越的，因为他是仅有的一位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从俄语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家。同时，草婴先生的文学翻译之路并不寻常。他的文学翻译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起步的，这也使得他的文学翻译始终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曾为此由衷地感慨：“他叫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草婴先生1923年生于浙江宁波，十四岁那年，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从宁波避难到了上海。当时全国抗战的热潮唤醒了少年草婴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思想意识；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文艺作品，并开始对俄苏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以至自觉地把翻译当作一种严肃的事业投身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专职翻译家，翻译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夫反映卫国战争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以及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新垦地》等作品。其中，1955年翻译出版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因为关心群众疾苦、批评官僚主义在中国读者中曾经风靡一时；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曾号召全国青年向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文革”开始后，随着许多苏联的文学作品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草婴先生因为翻译过肖洛霍夫的作品，一下子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受到隔离审查，并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在漫长的十年黑暗中，草婴先生不仅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折磨，肉体上也两次不堪重体力劳动而与死神擦肩而过。炼狱般的磨难让他对社会、对人、对文学有了深刻的思考。在《我为什么翻译》的文章中，他讲过：“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所以，在“文革”结束后，他暗下决心，要把人道主义精神变成自己行动的动力，用余生之年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完整系统地翻译出来；因为他觉得“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

　　在草婴之前，中国还未曾有人做过系统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工作；虽然中国从二十世纪初就有人开始翻译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一直都是一个人翻译一两本，有些还不是直接从俄语原文翻译的，风格上既不能统一，内容上也不能保证贴近原文。于是，从1977年到1997年，草婴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翻译托尔斯泰的工作中。其间，他推辞了到某家出版社任总编辑的机会；一些游历性的国际会议和热闹活动的邀请，大多被他谢绝；他的一个女儿的不幸病逝也没有让他离开书桌，因为他觉得：“失去女儿是很大的损失，假如我因为悲痛而停止工作，又是一种损失，是双倍的损失。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笔。”

　　草婴先生从事文学翻译的作风非常严谨，他所翻译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托尔斯泰的十二卷小说作品、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新垦地》等，在翻译艺术上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比如《当代英雄》迄今还被一些高校的俄语专业当作翻译精品来加以研读。草婴先生始终认为，翻译家确定自己要翻译的选题时，应该考虑他自己的风格比较适合翻译的作家作品。每翻译一部作品，他都要仔细领会原作者在创作时的思想感情，体会原作者的艺术特点，不厌其烦地查找资料，反复推敲，不断修改，力求使自己的译文忠实、准确、流畅、传神。

　　现在，斯人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留给我们的除了怀念、记忆和想象，就是他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译著。令人欣慰的是，草婴先生的译著，特别是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已经成为众多读者心目中的最佳译本，成为今人和后人获取精神滋养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