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异常的文学“索引”(陈庆妃)

《薛忆沩对话薛忆沩》 薛忆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2015年8月 定价：39.80元

　　节制是薛忆沩写作的美学原则，迷宫式的叙述是薛忆沩的写作策略。其虚构文体制造了众多的谜面，对访谈的阅读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满足读者窥视欲望的文本。然而，袒露自己的“裸奔”不可能成为薛忆沩的行为艺术。如笔者此前所料，“即便他将来有写自传，那也肯定是一种虚构。这是他为自己的写作人生布下的最大的叙事迷宫，也成为吸引读者与研究者破解迷宫的原动力。”(见拙文《抵达之途——薛忆沩论》，刊于《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当然不是自传，它依旧是薛忆沩自己的“作品”。薛忆沩曾借佩索阿的话说：“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写的作品。我将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展开，我给自己加上标点。”从第一篇《薛忆沩采访薛忆沩》开始，“自言自语”就决定了这部访谈集的性质。这种性质有其自暴隐私的一面，也有其刻意隐藏的部分。本着愿者上钩的最低门槛和请君入瓮的最高门槛，访谈集勾勒出薛忆沩文学行旅的基本线索。

　　与小说细节的丰满相悖，“对话”缺乏细节。它聚集许多历史的“结点”，时间的“断点”。作为小说家的“薛忆沩”拒绝读者介入他的个人生活，他只提供与小说有关联的局部真实。哪怕是与作者本人有多次面谈的机会，也是这样的感受：隔膜或许不仅不会消除，反倒会进一步加深。因此，不要试图去对作者进行心理分析，不要去寻找他的小说对应的生活轨迹。他要呈现的就是他期待你了解的，大部分时间，他并不希望读者“深入”了解他。那样的生活会让他恐惧，进而更深地逃离。他是敏感、警惕而且狡黠的，尤其是文字的埋伏：不要期待他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行踪。允许他保留一个“异类”的身份，让差异的光芒，照亮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暗处。被理解是薛忆沩渴求的，而被条分缕析，让个人生活变成文学的索引却是他极力拒绝的。

　　《面对卑微的生命》是薛忆沩第一次正式接受的采访，也是他移居海外之前结束的访谈。《我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则是薛忆沩移居海外之后的第一篇访谈。这两篇访谈分别从回溯与展开两个方向回答了薛忆沩的文学宿命，它们几乎可以说是他所有访谈，甚至所有写作的“文眼”，其余访谈更多是对它们的诠释和延伸。透过这个“文眼”，很多问题不问自明。与其他访谈相比，《面对卑微的生命》的特别之处是“问题最短，回答最长”。它有效地激发了作者的表述欲望。事实上，它成为了作者的“告别”之作。之后，作者通过写作不断回到原来的那座城市及其最敏感的部位。通过不断的“回来”证明灵魂的归属，证明无法离开。这几乎就是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的主旋律了。十多年以后，薛忆沩在访谈中再次“盗用”了他的主人公的台词：“我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可以说是马尔克斯“为叙述而活”的薛忆沩版。

　　通读所有的访谈，你不可避免对某些话题产生重复之感。这些重复有些是由于访谈者设置的题目所致，它显示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的外部声音。而在这些重复的内容中还隐藏着一些作者本人刻意的有意味的重复。比如薛忆沩经常提及他的第一次获奖，是其微型小说《生活中的细节》与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一起得的奖。初次读到，不禁付诸一哂。大概是作者的虚荣，将自己与王小波相提并论。然而，在结集的访谈中不断读到这样的细节，例外的感觉产生了。薛忆沩将自己与王小波并提的真正用意是“区别”。以“微型”对照“长篇”。王小波写的是“黄金时代”，也生逢其时。而薛忆沩着意“生活”和“细节”，自然被大时代所遗弃。“遗弃”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超前地预言了另一个时代。王小波的“当时”对照了薛忆沩的“延时”。

　　薛忆沩的生理年龄与阶段性写作无关。在最初的短篇中，薛忆沩已经开启了自己的写作风格：灾难性的生活细节、简洁又紧张的语言手段以及狡黠和逻辑的叙述策略。写作的自觉意识与强烈的风格意识是一位作家成熟的标志，从这一点来说，薛忆沩无疑是早熟的。他自己也这样说道：“我的‘现在’就是我的‘过去’，也就是我的‘未来’。我的生活从十二岁以后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了。”

　　薛忆沩的写作并非呈现一个线状的进化、发展的轨迹，而是一个封闭、循环的怪圈。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阅读现象。每一次对薛忆沩新作的阅读总是伴随着对旧作的重读。更不要说，他的旧语(“与狂风一起旅行”、“最初的旅程”、“迷宫”、“流动”、“异域”、“这样的生活”……)因其与当下毫不“违和”的审美意识常常被他得意地反复运用到新作中，不断对读者发起“招魂”的诱惑。他常常发起的“重写”的革命更是造成了阅读过程中新旧感觉的错位。